腐败、暴力的黑帮经济学:经济黑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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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造成严重破坏且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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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纽带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的*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程度较轻或*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纽带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纽带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还需要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纽带价值的令人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纽带价值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商场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87％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近40％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得到70％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主席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1）
位于越南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通常不会成为您旅行的目的地。那儿没有快餐店，也没有特色纪念品店。相反，在博物馆的众多展厅里陈列着大量越南军队及其在近代战争中遭遇的敌军使用过的枪支、手榴弹、炮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唯一的雕塑是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战斗机金属支架。这座博物馆记录着越南骄人的军事战争史：世界上某些最为强大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日本军队及法国军队，都曾于20世纪在越南挑起战事并输掉战争，这说明越南人热切希望与外国人分享他们的战争史。
特德在2005年参观该博物馆时，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展览是收集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争（越南人将其称为“美国战争”）中美军曾使用过的一堆炸弹弹壳。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炸弹，从与小孩玩具有几分相似的表面光滑的红色火箭弹到大块头不规则的黑色碉堡炸弹。博物馆将此处展览布置在一个安静的布满鲜花的院子里，展出环境与展品的骇人外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年长的越南参观者的表情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展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战争武器释放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恐慌。
许多战争年代的越南人没能活到现在，也就无法看到现在河内用当年的炸弹办的现代艺术品展。现在已很难统计到准确的战争伤亡人数——战争引发的混乱使精确的伤亡人数的统计变得很不现实，但越南政府估算，超过500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这一数字恰恰与科罗拉多州的人口总数相仿。大部分死难者为平民。
美国在对越南农村的轰炸中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博物馆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可供展出的弹壳）。在历史上轰炸最为密集的时期，美国轰炸机对越南人民投下了人均超过200磅的烈性炸药，这一重量超过了越南人的平均体重。即便一小撮儿此类弹药也能把你从正坐着阅读本书的椅子上炸飞。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菲特（Michael Clodfelter）估算，美军在印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的760万吨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投放的爆炸物吨数高出3倍，更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放的炸弹吨数高出15倍。据克劳德菲特估算，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军进行的大规模轰炸摧毁了越南北部65％的石油储量、59％的电力设施以及超过半数的大桥。美国曾对某些桥梁进行了反复轰炸。每次越南人对桥梁进行重建后，美军都会对该地点展开二次轰炸，这使得要将上述地区变成未来商业和投资的“宝地”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轰炸还使数百万平民沦落为难民，如果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再回到此地，这有可能造成此类地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还不包括未爆炸的各种武器弹药及遗留下来的地雷，显然，这是一些仍存在着的不受欢迎的“礼物”。
任何现代战争都会在战后留下难以估算的损失，包括有形资产的破坏（像公路和厂房）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损失（技术工人的死亡或重伤）。如此一来，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总会受到打击。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其战争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越南就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轰炸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肯定有可能迫使越南陷入我们在乍得及非洲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大坑”——贫困陷阱中。然而，越南复苏了。原因何在？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2）
当重建开始时，这些相同的恐怖情况也能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大量机会。从理论上讲，有辨别和投资此类机会的能力，有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做生意这般勇气的企业家，这个国家就有能力走向战后的经济繁荣。投资商自顾赚钱，他们的重建工程促进就业，而且国家也恢复到战前应当达到的水平。例如，重建一条连接富饶农业区和大城市的公路，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为城市工人和白领提供廉价食物——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已遭破坏的经济体中，需要的此类高回报投资的项目还很多。
这种快速重建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复兴的模式，美国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的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广岛，大爆炸将半径1英里（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使柏油路液化，瞬间令7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到1945年底，10万人因辐射或受伤而死去。后来，更多的人因暴露在强辐射下而极其痛苦地死去，成千上万名被灼伤和击伤的受害者无家可归。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唐·戴维斯（Don D*is）和戴维·温斯坦（D*id Weinstein）研究发现，上述两座城市以及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美军轰炸而遭破坏的日本城市，自战争以来在经济生存能力的最基本维度——人口方面——表现异常突出。戴维斯和温斯坦将这些遭炸弹袭击的城市与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城市进行对比，像古都东京（美军战机有意避开这座城市，因为担心首都一旦遭破坏将激起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以及不在美国轰炸机作战半径内的日本北方城市。令人惊讶的是，战后仅经过25年的时间，遭轰炸的城市人口就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口水平和增长趋势。
广岛和长崎历经25年从战争的废墟中得以重建，而且如今这两座城市均人口众多、欣欣向荣。东京同样如此。尽管火焰燃烧弹将其最富民族风情的东西从地球上永远抹去了，如大多数东京传统木结构建筑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如今，它们已被林立的现代公寓大厦取代，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段。
至少在理论上，正如日本的情况，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战后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经济理论遭遇战后社会现实时，情况并不是与我们所预计的情况相符。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想化描述中——只要进行恰当的投资，人力和机器就能合而为一从而使国家恢复往日的辉煌，我们忽略了在决定国家重建速度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许多经济机制。*和经济黑帮制造的持续的政治动荡有可能阻碍战后投资，如许多非洲国家冲突中出现的情况。
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装冲突改变。当举国上下一致对敌时，战争往往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进步。政治上受压迫者——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