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暴力的黑帮经济学:经济黑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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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10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6个故事——3个与*有关，另外3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暴力和其他罪孽有着天生的兴趣。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发现的“密道”，这些本身就具有无穷魅力，而我们也将向您展示经济学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最新的工具和“独门秘籍”。在我们讲述的“黑手党传奇”和“战争故事”之外，各位读者还将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追踪时用的手法，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神探如出一辙，远胜过美国提供公众服务的公司C…SPAN公司那一套。
如我们将要了解的，贫困和暴力二者之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通俗地说，可以从下文的“雨水从天上掉下来”中找到。要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我们会设立一个大型的“彩池”，投资者从中对政治关系的价值下注。*事关良心、文化，还是对惩罚的恐惧？这可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超时停车的违章次数表上找到答案。
本书中，我们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揭示出了它们的现实含义，从而为对外援助和如何更好地消除全球贫困提供了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实现经济愿望的新思维。在本书结尾，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经济研究在彻底消除贫困中发挥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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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如果有这么多人如此关心全球贫困问题，而且暴力和*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面，那么，大家也许会惊讶于为何我们仍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为什么我们还未弄明白*的政府和暴力犯罪是否破坏了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贫困为国内冲突和官员*创造了条件？
问题在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们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缠于此，只需挥挥手继续前行，但我们无法同样轻松地挥别全球贫困问题。在本书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乍得——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的悲剧性历史。近几十年来，乍得先后经历了政治*、血腥内战、政府*和经济衰退。但起因是什么呢？战争抑或经济崩溃？实际上它们同时出现，所以很难作出判断。或许这种互相残杀完全是由某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也说不定，如乍得基督教教徒与*教教徒之间的政治对抗。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种族冲突。然而眼下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情况，如*、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环境恶化、国家石油财富的流失、日益严重的贫困，这使得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追着自己尾巴的小狗那样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最有趣的是，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在将要开始的论辩中进行辩解。在试图弄明白是不是暴力和*引发了贫困或者是不是贫困导致了暴力和*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暴力和*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其界定为“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实际上，如按照其定义理解，则是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在暗中进行交易，并未留下明显的书面证据，那么贿赂就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纳税申报单上，也不会在年报或现金流量表中向各位股东通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正在试图解决一个我们压根儿无法看到“鸡”或“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亲眼见到整个贿赂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询问当事人。我们可以质问公司官员操纵了哪些幕后交易或者质问政府受贿官员到底吃进了多少黑钱。然而，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你在去年的贿赂过程中支出多少”这一问题的回复，多半是掺杂了相当大的水分的。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人们就任何话题发表的意见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将人们所说的称为“廉价的空谈”，因为话语无须得到金钱或行动的支撑。而且我们特别怀疑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敏感话题有关的“空谈”。就那些非法交易的直接参与者——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空谈”的说法无疑非常准确，但我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筹码压在那些评估他人贿赂行为的、据说是铁面无私的专家身上。
例如，假设我们正设法查清孟加拉国前总理之子拉赫曼2005年从外资公司中收受贿赂的总额（第二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儿子，到底意味着有多少油水可捞）。如果你就此问题在消息灵通的孟加拉人中展开调查，你得到的数据要么远高于总统理之子实际攫取的钱财数量，要么远低于此，这取决于你向谁提问。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未阐明的实际想法和偏见。当展开相应调查时，孟加拉前政府的支持者自然会对第一家庭的*程度轻描淡写，而反对派则可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似，在回应贪污调查时，商人的主要目标是免遭牢狱之灾，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瞒报自己的行贿数额。
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常常以为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无法做到实话实说。让我们歇一歇，想一想：你喜欢何种咖啡？如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所言，现在你多半可能想要一杯用心烘焙的黑咖啡。然而，当大多数人一大早在星巴克订早餐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卡布奇诺。而实际上黑咖啡正切合我们很多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饮者（做事风格同样如此）。问题在于，烘焙咖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因此，我们可能会说，个人喜好是一回事，而要付诸行动时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人们的观点或观念并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其亲身经历。在访问所谓“*国家”孟加拉时，雷从未发现警察拦住行人罚款。他亲眼见到的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警察本应该指挥交通时却心不在焉地叼着烟四处乱转。与之相似，机场海关官员也没有在雷离境时伸手向他索要小费。因此如果你问雷或其他受到特别礼遇的外国客人的感受时，他们会说孟加拉似乎毫无*的迹象。如果我们仅从雷的个人经历推断，所有*问题似乎都没了踪影。
我们不能仅听人们说什么，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如果雀巢公司想要知道你对咖啡的真实喜好，他们最好进行“味觉盲测”，而不是只让你填张调查问卷了事。同样，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孟加拉有多少人在收受贿赂，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来解决“空谈”问题，并以实际收受贿赂的金额为据作出判断。
调查真相
了解*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方法就是随身携带一个针孔摄像机，装作秘密军火商，看看是否能拍到政客们的罪证。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采取这种措施了，它创建了一个名为“阿卜杜勒公司”（Abdul Enterprises）的冒牌公司，与一位虚构的中东石油大亨进行交易，包括为其洗钱提供便利。以此为掩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向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行贿，所有这一切均有录音为证。这一所谓的“诱惑侦查行动”（Abscam Operation）最终获取了5位众议员、1位参议员和众多地方官员的受贿证据，并引发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现象的一片哗然。
在政府不倾向于进行自我调查的国家，媒体完全可以代替联邦调查局开展真相调查。印度杂志《喧嚣》（Tehelka）于2001年推出了与“诱惑侦查行动”类似的曝光栏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两位记者装扮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家伦敦公司“西端公司”（West End）的代表，希望向印度军方出售夜视照相机。记者们秘密录下了政府高官和军方领导人收受贿赂及讨论如何支付贿赂金的细节。通过互联网，这些情况被曝光，引发了印度很长时间的震动。丑闻被曝光后，也许是出于报复，《喧嚣》杂志社的办公室屡次遭袭击和搜查，并有数名记者被捕入狱。
尽管这些耸人听闻的方法如此诱人，本书中我们进行的调查研究并没有使用上述方法，也放弃了通过类似方法获得知情人对印度监狱的看法的机会，而是运用经济调查分析工具来揭示*。毫无疑问，这确属挑战，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