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暴力的黑帮经济学:经济黑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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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宣告结束。由于伊拉克大部分基础设施已遭破坏，美国各机构计划开展大规模的战后重建。美军强行驻扎伊拉克，承诺帮助重建并对付仍然存在的零星抵抗。专家们认为，日本为伊拉克如何实现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我们所知，在经济繁荣的带动下，日本很快就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很多人由此认为，假以时日伊拉克也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显然这并未在伊拉克成为现实。哪里出错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日本与伊拉克的类比就站不住脚了。尽管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物质损失较日本更轻——与广岛相比，美军对巴格达的轰炸只相当于戳破了手指头，但战争带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创伤较日本的情况严重得多。在与之前发生的冲突进行对比时，伊拉克的遭遇实际上与非洲国家的内战（如乍得内战）更为相似，而不像社会和谐的日本遭遇的物质损失。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不同，伊拉克的现代史是一部充斥着种族和宗教团体间暴力冲突的历史——北方的库尔德人、中部的*逊尼派、南部各省的什叶派，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规模更小的组织。与越南和日本相比，伊拉克人缺乏能够实现战后民族团结的国家认同感。要弥合种族和宗教鸿沟，就必须进行社会关系、文化和政府机构方面的改革，而且实现上述改革比修补遭炸毁的道路更为困难。
因此，在战后的伊拉克实现和平，意味着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也许情况并不会比塞拉利昂2002年内战结束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更糟。但毕竟伊拉克不是塞拉利昂。
在伊拉克重建中存在着与塞拉利昂不同的重要之处。一方面，伊拉克发生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在日本经历两次极为恐怖的核攻击后，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并号召民众与美国占领军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士兵恭敬顺从地交出武器，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尽管塞拉利昂叛军也被迫将武器交给英国盟军）。随后，美国将裕仁天皇——此前是遭盟军鄙视的敌国首脑——以及大部分战时将军吸纳进占领体制中。通过新宪法对原有日本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而不是将其彻底铲除。事实证明，较之简单地从根基处摧毁整个政府体系，上述做法更为有效，因为从零开始重建国家政治机器异常艰难。
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犯外，战胜国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战后政策，与在日本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无根本性差别。在上述三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军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用于维系可怕的轴心国战争机器的现有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使其开展和平建设方面的工作，如制造汽车而不是生产坦克和大炮。大规模政治清洗并非向和平转变的一部分。明确的和解也被列入战后塞拉利昂的政治议程中。作为和平解决的组成部分，革命联合阵线成为一个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尽管在战后*选举中他们并未赢得过议会席位。对平民百姓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在选举中并不管用。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两大关键性治理机构是他掌管的军队和由他控制的复兴党，该党共有150万名党员。与苏联的情况相同，成为复兴党党员一直是在社会生活的若干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先决条件，包括大学教授，甚至是医院的医生，但2003年5月之后，复兴党党员被明令禁止把持公共建设方面的就业岗位。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被解散，而且许多政府要员被捕入狱。该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加入复兴党，只为求得更高的薪水）被剥夺了参与国家重建的资格。
然而，更为危险的是伊拉克军队的解散。这使得成千上万名全副武装的人无事可做，而且没有任何生计来源，他们唯一拥有的职业资格便是训练狙击手和制造爆炸。对于美军和平民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最新出现的经济黑帮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职业”。
美国为*和暴力的滋生创造了空间，而且原有的种族和宗教对抗重新出现，这彻底葬送了经济加速恢复的任何希望。在缺少强势政府机构以实现国家团结的情况下，似乎伊拉克也要像乍得那样分崩离析。即便美国现在准备吸取某些前车之鉴，要轻易将四分五裂的伊拉克恢复原样是不是为时已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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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是游击队的最佳伙伴
2002年，大多数安哥拉人过着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钻石资源。经历数十年国内战争后，他们比解放后的27年里更加贫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叛乱武装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imbi）在与政府军战斗中遇害，这使叛军陷入混乱之中。随着市民纷纷涌入首都罗安达（Luanda）街头庆祝，叛军的失败预示着新的繁荣与和平即将降临这个国家。
然而，对于那些借战争造成的混乱来掠夺安哥拉宝石的生意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当萨文比之死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时，投资客们纷纷抛售他们在安哥拉有大量业务的矿业公司的股份。用与我们研究苏哈托健康问题引发的恐慌所使用的方法相似的研究方法（见第二章），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马西莫·奎多利尼（Massimo Guidolin）和博科尼大学的伊莲娜·费拉拉（Elianna La Ferrara）发现在大约数天的时间里，上述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2％。为什么和平对钻石生意产生的影响显得如此糟糕？而且这一发现能否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战争，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战争，像安哥拉、乍得、塞拉利昂或苏丹，一直持续不断？
奎多利尼与费拉拉认为，矿业公司遭到了投资商撤股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们从安哥拉钻矿中赚取的财富依赖于内战造成的国内乱局。萨文比死后，尽管有安哥拉资金投入的矿业公司股价大跌，那些没有本国投资的矿业公司的股票却升值了。换句话说，由于摧毁了阻止竞争机制进入市场的障碍，冲突的终结打击了占主导地位的钻石公司。大多数人，包括雷执教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班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廉价而高效地生产人们想要购买的某些东西。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战争的终结应当使安哥拉矿业公司及其股东更加富有，因为钻石的开采成本已大幅下降。但和平对安哥拉钻石开采的影响表明，比生产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比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对于要运营矿业公司的钻石开采者而言，战时的安哥拉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地方，因为道路被炸毁，绑架时有发生，而且还要冒着有可能误入冲突区的危险。运营一家采矿企业意味着要进行某些违法操作。据称各大公司均雇用了像万能公司（Executive Outes）这样的公司——一支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退役的特种兵中招募人员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公司运营免遭叛军袭击。安哥拉和平监测组织2001年的报告显示，守卫一处矿井的成本就高达每月50万美金，而且为了使矿井不受政府干预，行贿成为常态。
并不是每一位总裁或股东都愿意招募一支私人部队，或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丹尼·阿彻”（Danny Archer）合作，他是一位由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在有关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中扮演的雇佣兵。但有些人就知道如何将战争引发的灾难转变为他们的优势。多年来，像马诺河资源有限公司（Mano River Resource）、钻石工厂（Diamond Works）和雷克斯金刚石公司（Rex Diamond）等矿业公司在非洲战乱不断的地区开展采矿业务，而高昂的成本和各种困难迫使其他公司另谋他处。这就是说，战争扮演了“进入壁垒”的角色，将其他公司挡在市场之外，而使已进入该市场领域的公司获得高额利润。2002年后，安哥拉的和平为许多希望获得营利性采矿许可证的新的矿业公司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奎多利尼和费拉拉发现，大多数战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保住了它们的采矿特许权，某些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时拓展了自身在安哥拉的业务。然而，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帮助政府从发现市场力量的角度重新审查其签发的开采合同。随着和平的到来，据称6家钻石公司参与了矿业开采合同的角逐，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钻石商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该公司曾在安哥拉发生战争期间撤离了安哥拉。
和平时期的安哥拉政府在谈判中也重新找回了耐心。此前，政府一直面临财政压力，而且在疯狂地获取硬通货以购买武器的过程中，政府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合同条款。和平意味着钻石公司无法再轻易达成与此前一样的“甜蜜交易”。支付给政府的矿业特许经营税从2002年的375万美元暴涨至一年后的11 000万美元，尽管所开采的钻石仅有小幅升值。总体而言，自战争结束以来，安哥拉经济已实现腾飞，2003~2005年间，人均收入增幅超过了20％，这再次证明，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迅速在战后实现复苏。如果说老牌钻石公司深受战争结束后和平到来之“害”，那么对国家其他部门而言，和平则实为幸事。
在近年来非洲大部分国家出现的石油开采热潮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经济繁荣与商业利润间的另一种分离。某些西方石油公司，无论其为伦理道德所禁止，还是遭到法律的制约，都回避与最令人厌恶的非洲*者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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