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盛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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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的真更多一些、骗更少一些——此争论，除了公开发生在两位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别国知识分子之间，是不太会发生的。
七、那么，是否意味着两位中国知识分子闲极无聊，钻牛角尖呢？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认为。事实上我相当理解他们——在从前的中国，有太多的歪理，以“大道理”的强势话语资格，甚至干脆以“真理”的话语资格，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不允许人们心存任何一点儿怀疑，要求人们必须绝对信奉。这一种过去时的现象，给两位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印象也许是直接的，也许是间接的。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文章，对今人做他们认为必要的提醒。我从中看出了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
八、我进而认为，表面看起来，他们的观点是那么对立，其实又是那么一致。一言真理才真，道理易有欺骗性；一言道理普世，于是为真，“真理”往往披着真的袈裟，却实属荒唐，怎么说又是“那么的一致”呢？
在从前的中国，歪理有时以“真理”的面目横行，有时也以“道理”的说教惑人。故一人鄙视那样的“真理”，一人嫌恶那样的“道理”，所鄙视的、所嫌恶的，都是实质上的歪理。
所以我说他们又是那么的一致。
究竟歪理伪装成真理的时候多，还是伪装成道理的时候多，这倒没有多大争执的必要了……
。。
关于好人、坏人
同学们：
前周课上，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一话题。下面我谈我的看法，讨论是由易中天先生的一段话引起的，我先将他的话抄在黑板上：
“我们中国的道德评价有个很坏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善与恶。其实君子与小人，都处在中间地带。两端是什么呢？是圣人，圣人的等级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恶人。大量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
有一位解正中先生，在《书屋》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先生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圣人即好人中最好的人，恶人即坏人中最坏的人，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歧议的。认为有圣人和恶人存在，却不承认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于是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读了解正中先生的文章的主要段落；首先我要称赞，他的文章文风很好。尽管是反驳文章，但并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态度温良，词句厚道谦和，所谓“君子文风”是也。这一点，既不但我要学习，同学们也要学习。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极尽羞辱攻讦之能事，仿佛只有这样才算高明，此等文风大不可取。切记。
解文进一步认为——好坏善良之分，这一种对人的评价，外国也是如此的，不唯中国文化仅有，因而可以说是普世的。如果说这样的评价区分是“很坏”的，那么就等于说全世界的文化在此点上都“很坏”了。
解文以上的两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分法，我和同学们，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即普通人、寻常人。如果在我们看来，两端的人其实无所谓好坏，圣人非好，恶人不坏，那我们大多数人，还配叫做人吗？易先生所谓的君子和圣人，还值得为一个好坏善恶不分的人类社会而君子而圣人吗？
如此说来，易中天先生岂不是说了段该遭到千夫所指的话了吗？我觉得，也不是的。
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本意上去理解易先生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理解的他的话的本意应该是——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是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分类的。而在文学、戏剧、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尤其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区分。
比如曹操，他在判断力混乱的情况之下，误杀了吕奢的家人；还一不做二不休，连沽酒归来的吕奢老汉也杀了，这是很罪过的行径，但却又不能简单地便认定曹操是一个坏人、恶人，因为他的杀念，委实并非起于他内心里一贯的“坏”。同样是这一个曹操，大军进发，马踏禾田时，他不是体恤到了农民的辛苦，命将士绕路而行吗？
《红与黑》中的于连，好人乎？坏人乎？
《九三年》中的郎德纳克，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阵营的统帅，一个“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他镇压起革命者及其家属来，冷酷如杀人机器，但是，他却又不顾个人安危，重返埋伏圈内，为的是救三个被困在火屋中的流浪孩子，结果被公社的联军士兵们俘虏……
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
公社的联军司令官叫郭文，他认为他不能下令枪决一个刚刚救了三个流浪儿的命的人，尽管对方是公社的头号死敌。他放走了郎德纳克，结果自己被公社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他的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
看，我们有时不但难以简单地用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而且连他们的行为的对错都难下结论了。
易中天先生的话，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点：
一、人的一生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因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可能变化的个体。穷的有可能变富，富的有可能变穷，普通的有可能变得不普通，不普通的有可能变得普通；同样，曾经的好人有可能因一念之差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曾经的坏人忽人性转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是“盖棺定论”。
而这一句话恰恰证明，在对人作道德评价这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东西。
故连陶渊明都叹：“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意思是，虽棺已盖，却还无定论。
二、人类以往的历史，风云动魄，铁血惊心的时候多，中国的历史，尤其如此。至上世纪80年代前，几无好年头。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霸业的、家国的、阶级的、政治集团的、个人追求与主张的林林总总的外因往往推动、影响乃至迫使人做出这样那样非主观意愿的抉择，因而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便很容易犯低级的错误。比如中国的从前，将人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便是很坏的做法。而“黑五类”中，便有“坏分子”一类。“文革”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原来他们即使算不上是好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坏人。
三、时代毕竟不同了。
但正因为时代不同了，好人坏人也更容易区分了。一个良好的时代，绝不是一个不分好人坏人的时代，而是一个对坏人的界定更严格的时代。比如在从前的中国，一个人若被判了刑，那么从那一天始，便无疑是一个坏人了。现在我们还这样认为自然就不对了。因为一个人被判了刑，只证明他犯了法，他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但恶人确乎还是存在的，比如解正文在文中所举的那类人——土匪、海盗、毒袅、黑恶势力头子、流氓团伙打手、谋财害命者、杀人放火者等，即使他们也有悔过自新的可能，但在此之前，视其为坏人，绝不等于是中了中国文化中“很坏的东西”的毒……
但是比较一下中西文化，也确有这么一种现象，即西方人一般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来评价人。对于西方人，更经常的说法是：
“那家伙是人渣。”
“那人是伪君子。”
“凶恶透顶。”
“危险。”
“一个需要提防的人。”
“一个仇恨社会的人。”
“一个不惜用别人的生命换一听饮料来饮的人”……
等等。
他们为什么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呢？
表意思维的习惯区别而已。
“坏”是不具体的，因而不明确。仿佛把话说到家了，听来却等于什么也没说。
通常情况之下，西方人的表意习惯更求明确性，如此而已。
故绝不可理解成，西方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社会。
那样的一个国家，古往今来，在世界上是不曾有过的……
论雨果
——夹在铁钳齿口的作家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在1873年出版时，雨果已经71岁了。
12年后的5月18日，雨果患肺炎，身体开始虚弱。
他在病中说：“欢迎死神来临！”
5月22日，雨果从昏迷中醒来，又说：“大幕降落，我看见了黑色的光明……”
只有他的孙儿和孙女听到了此话；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生前，他在遗嘱中添加了如下内容：
将五万法郎送给穷苦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里去墓地……
拒绝任何教堂的祈愿，而要求为所有的灵魂祷告……
我相信上帝。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关系怨怨和和。
在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巴黎圣母院》，使他成为宗教咬牙切齿的文化敌人。
在他中年的时候，他却又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位与《巴黎圣母院》中虚伪丑恶之极的教士福娄洛截然相反的教会人物——《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无私和仁慈几近完美，简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间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高尚的教会人物。
“我相信上帝”一句话中的“上帝”，对于雨果这一位全欧洲最具有哲学家和思想家气质的诗人、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亦或是一条“真理”？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
雨果和宗教的关系，与薄伽丘和宗教的关系相似。后者在40岁那一年完成了《十日谈》，于是受到宗教审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干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在欧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样，与宗教发生怨怨和和之关系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他们与宗教的关系最终皆以和而告终——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西方文化现象……
雨果终生不悔的，乃是他与法兰西共和国那一种唇亡齿寒、予荣俱荣、予毁俱毁的关系；是与他的《人权宣言》休戚与共的关系；是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正是这一种关系，令他的人生起伏迭宕。他曾在共和国的###中成为得票率第二多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也曾被复辟了的波拿巴王朝驱逐出境，度过了近20年的流亡岁月。
当局还下达过对他的通缉令，宣布：“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获万法郎赏金。”
雨果曾满怀深情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没有被枪杀，能活到今天，全凭了朱丽叶·德鲁埃夫人。是她冒着失去个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险，为我排除一个个陷阱，丝毫不松懈地保护我，为我不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朱丽叶——雨果终生的“红颜知己”。
雨果对流亡的回答是——拒绝一切赦免。
他在拒绝书上写道：“如果只剩下10个人（不忏悔者），我将是第十名。如果唯余最后一人，那就是我。”
雨果在流亡时期依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封建王朝的战士。他写下了《侏儒拿破亡》、《惩罚集》、《静观集》等一系列###共和国“共和”原则之敌的战斗檄文……
雨果是一个满怀政治正义感的激情和深情的爱国者。
古今中外名垂史册的诗人们和作家们几乎都是如此这般的爱国者。
但雨果的不同在于，从法兰西诞生了共和国那一天起，他所爱的便只有以《人权宣言》为国家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