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天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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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苏联先锋派雕塑家
——瓦·西杜尔（1924—1986）
2001年10月13日下午，秋风送爽，我乘车前往莫斯科近郊佩列杰尔金诺。那儿是作家群居的别墅区。那儿还有一个公墓，安葬着当地的一些居民和作家、艺术家。
在墓园里，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座奇异的墓碑，灰色花岗石，一人多高，刻成一个抽象的人体，低着头，两臂下垂，双手连在一起，中间胸部形成一个凹陷，在凹陷处刻成一个十字架，说明亡者是位基督教徒，不知是哪位凭吊者在十字架处放了两枝鲜红鲜红的玫瑰花，像是刚刚采来的。在这寂静的环境里，在墨绿色的枞树中间，在落满金色枫叶的土地上，墓碑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这种墓碑的风格，我曾注意过，还写过文章。这次走近墓碑，细致端详，是西杜尔之作，而且是西杜尔本人的墓碑。难道西杜尔曾经住在此地？
我没有想到西杜尔已经离开了人世。墓碑前的一块卧石上刻着他的姓名：
西杜尔
瓦季姆·阿勃拉莫维奇·
1924—1986
过去，我知道西杜尔是位雕塑家。据“俄罗斯艺术百科全书”介绍，他还是版画家、油画家和诗人。西杜尔参加过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有关材料说他是位严重的残疾军人。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经受过巨大的摧残和创伤。
西杜尔出生在苏联乌克兰东南部的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市，自幼喜爱绘画与雕塑。十三岁时他曾用胶泥塑过一尊坐在椅子上的托尔斯泰。完成那尊作品的一天正是卫国战争爆发之日。他念了几天书便上了前线。十八岁，他已经是个苏军少尉，机枪排排长。他和部队凯旋回到了被敌人一度占领的故乡，回到了他长大的那条街上，发现房屋已成废墟。他悲痛地说：“只有火炉的烟囱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像为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竖立的一座纪念碑。”在烟囱旁有一棵枫树，那是他童年和他父亲在战前几年栽种的。
西杜尔从战场回来后，没有进美术学校，而是考入斯大林纳巴德医学院。学习成绩突出，是一名优秀学生。可是过了不久，他毅然放弃了学医，因为他心中积淀着战争的痛苦，总想用某种方式表现出来。
1945年他来到莫斯科，考入高等工业艺术学校，1953年毕业，成为职业雕塑家。
50年代初，西杜尔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生活的美好，但他时时感受到心灵深处战争的悲痛在惨叫。
西杜尔几次险些战死沙场，德国子弹打进他左边的颌骨，穿过眼睛与太阳穴，子弹残片一直留在舌根上。他的下颚处有个窟窿，经常流口水，不得不作外伤整容手术，并安装了人造面具。
1961年他三十七岁时，心肌梗塞再次发作，几乎要了他的命。出院后，有一年的时间，他体力上无法从事雕塑，但他认识到痛苦与疾病对艺术家同样有益。躺在床上他画了不少画，如《病院》等，构思了雕塑《伤员》（头颅全部包扎在纱布中，只在嘴处留出一个缝隙）。
西杜尔对战争无比憎恨，他怀着这种憎恨创作出一座又一座诅咒战争、悼念死者的大型雕塑纪念碑。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是西杜尔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62年夏他完成了雕塑《伤员》，1965年创作了《被炸弹炸死的人们的纪念碑》， 1965—1974年为德国卡塞尔市创作了《暴力死难者纪念碑》，1972年创作了《纪念在阿富汗战争中没有被埋葬的人们》，1984年为德国奥芬堡市创作了《爱情牺牲者》，1985年为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创作了《呐喊》。西杜尔作品充满反战的激情。
西杜尔也创作过为数不多的抒情作品，如《歌的公式》（1972）、《浴》、《爱因斯坦头像》等，即使在这些作品里也充满了人间的悲伤。
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还耸立着他为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1879—1964）和理论物理学家、学派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伊·塔姆（1875—1971）设计的墓碑。
西杜尔努力使自己的雕塑粗犷而又尖锐，采取了实质简洁的几何体变形。他的作品与二十世纪头三十年的巴黎学派的立体雕塑相互呼应。过去，我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是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后来，才得知他对西欧和美国现代雕塑情况知之甚少。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中缺少人的气氛，而他的作品则是以人为本。
西杜尔逝世后，出版了两本作品集，一是他的诗集《最幸福的秋天》（1990），另一本是他散文体自传《为现状创立纪念碑》（1992）。
那天，我在佩列杰尔金诺墓园里还看到了西杜尔为作家伊·兹维廖夫创作的墓碑，同样是变形的几何体：一个女人府身跪着，双手抱头，流露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悲痛。我的心和这座墓碑一样，也在悲泣。
听说，1988年在莫斯科为西杜尔建造了一个纪念馆，倘若有机会，我很想去参观一下。战争伤残了西杜尔的肉体，扭曲了他的心灵，使他冲破写实主义手法创作了抽象的作品。我本来对先锋派艺术是个门外汉，西杜尔给了我新的启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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