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来的记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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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寻找一下答案吧。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宗教式等级观念还没有打破，而且，这种等级观念在萨瞒文化的残骸下，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如何实现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是被各位诸侯认定的最直接的目标，社会暂时还不需要新的等级制度，即使这种等级制度是维持贵族统治的基础，但发展经济是每一位诸侯王召开会议时议论的前提，没有经济的发展又怎样好的社会等级又能怎样？也###天这些诸侯王连王位都无法保留，何言贵族统治？可见，当时孔子提出的宗教等级统治思想是不适应历史条件的。这也许这就是法家思想创始人“商鞅”之所以能让秦孝公下定决心烧毁《诗》《书》的具体原因。我不妨暂时作这样一个结论：“孔子在儒家思想里其实就像一个才出生的婴儿的心脏。”到底我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考据，那样毕竟是无谓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到底有没有“倨傲自顺”的意识？这也许是自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继承人探寻的一件大事。孔子教书育人的思想是近代大国崛起的一个公开秘密，就连我们国家不是也在学习这一点吗？孔子教书育人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平易近人，保留求学者的独立的观点和意识，教者只是引导这种观点和意识。这种教育思想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他们利用课堂进行兴趣教育，通过讨论和交流来疏导。在我国的寓言里就有一个非常令先代人惊讶的事，性情温和但又不乏倔强的山羊常常被认作老师，而他的学生却是残暴的老虎、狮子等，当然也有小鸟等个头无法争霸空间的学生。山羊的教学方式也很独特，他每天都回留一些家庭作业，以便让他的学生在下一届课堂上讨论。既然是讨论，那马课堂就一定会很活跃，老虎有老虎的生存理论，小鸟有小鸟的生存方式，讨论的结论也很随便，按寨自己的生存理论来实现自然界的和平和友谊。这位山羊老师难道不像孔子吗？可惜，这则寓言并没有被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真正理解。我们看汉朝以来的私塾老师的态度，首先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塑造自己的学生，然后用武力（戒尺）来充当权杖。直至现在，我们对老师的形象还停留在“武断”“独裁”之中（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在学生时代享受到的“特权”，我的老师还是很不错的）。

　　司马迁所说的儒家“六艺”，其实就是“礼”、“历”、“乐”、“律”、“射”、“御”，“礼”的核心思想就是“天”“地”“人”的和谐，“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仁近乎礼，义近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史记—乐书》

　　孔子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给学生制定的课程表其实也就是“六艺”，而“礼”他是师从苟子，基本上是继承“阴阳”学说的礼法，同时“礼”也是他教育学生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论语》作为他与学生们的语录，在很多篇幅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而且《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同时，《礼记》的开篇也表明其宗：“母不敬，俨若思，安定哉，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孔子是一个好学多问的人，但他的徒子徒孙们又能继承多少，尤其在孔子不得志的情况下，他的治国牧民理论会在他的徒子徒孙的心中留下多少？这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在孔子身后，我们不难发现凿壁借光、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之士，尤其在汉武帝将儒家学派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列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长治久安之计之后，就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汉家王朝不就闹出“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若鸡”的笑话。要说“历”、“乐”、“律”，在孔子的教育体系里会有多大作为？“历”、“乐”是道家直接从阴阳学说中继承了过来，我们从阴阳学说与儒家思想的对立中们不难看出这种矛盾；“律”更是法家思想的特长，他的徒子徒孙们会继承孔子的这一主要学术特点吗？“射”是兵家的特长，“御”在春秋时期应该也属于兵家的特长，在战国后期其实已经变成实用性不是很强的技术，尤其在战场上已经很难发挥它的特长了。实质上，留给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继承的只有“礼”。而孔子留给徒子徒孙门要继承的“礼”实质上就是造就一大批虚假面孔的“士”，也就是他留给徒子徒孙们的就是要做食客。“只做食客”？就是我也不会干的，如何实现这些“礼”的尊严？这才是后来者想要实现的根本愿望。道家虽然继承阴阳的大部分理论，包括儒家提倡的“礼”，但是，到家后来走了辩证唯物的思想，居然直接提出“君轻民重”“万物归道”的理论，统治阶级肯定不会赞成的，因们他们在那个时间还需要“君承天统”“君权天授”的思想来说明自己统治的神圣不可侵犯，虽然，在汉代初期，汉文帝以及他的儿子都采用道家思想来进行统治，但是，我们看看汉文帝是如何走上统治地位的？吕雉乱政是汉初政治上最大的危险，八年居然连皇帝都没有帝号，再加上高祖在马邑战争失利带来的阴影，就像一个巨大的刀刃悬在汉廷的头上，汉文帝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推选下走上帝位，他不会装孙子才是笑话，朝不朝也让汉武帝大发雷霆。

　　关于秦国为什么选择法家思想来作为它兴起的理论。法家思想最大的优点就是“重农重兵”，无疑这是一种短平快的帝国强大的思想，马背上当皇帝也成了封建帝王不言而喻的秘密。“重农”无疑就是给流民土地。在战国末年，由于生产有了一定的提高，奴隶主贵族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土地收益，让许多原本属于在土地上耕作的奴隶变成没有生产资料的流民，连年的战争也让许多奴隶们失去可以依靠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像春秋时期的齐国，那是一个依靠商业来生存的国度，战争让他们只好流离失所。秦国实行的“重农”政策即使与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毕竟让他们有了可以依靠的生产资料。而秦国本身又是一个地处戎的国家，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只要自己勤劳，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在任何时候，人民的愿望是极易满足的。在战国后期，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就不存在任何困难。“重兵”，这是一个帝国必须要进行的，尤其在诸侯争霸的时间，“重兵”既是保证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有时可能实现占有别人资产的条件。获取财富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对弱小的贵族发动战争，直接夺得他们的财富和奴隶。

　　一策可以兴邦，一计可以定兵。既然有短平快的办法，为何要去选择繁重的礼仪呢？这样就会显得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一个半吊子理论，尤其在涩泽容一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涩泽的《论语》是对他的对手（包括他租用的工人）而言的，算盘才是他自己的。

　　夏代用的是“德”来进行统治，商代用的是“礼”来进行统治，周代用的是“孝”来进行统治。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残片来看，“德”即“得”，甚至是无“心”的“德”，这是汉字演变过程中的同义字，和“礼”为“直”、“孝”为“老”一样。不过，从这些残片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遵从的“礼”已经在商代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商代的殷人是文化技术比较先进的部落，周武王消灭了“纣”及其他的统治地位，“周”部落还是继承了“殷”部落的文化，怎样实现周部落所继承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周武王分封了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其实就是我国最早的姓氏来源，也是我国“宗”的来源。可是什么是“德”“礼”“孝”？其实内容很简单，“德”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礼”就是“祭祀近祖，礼节无须隆重”，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于“豊”。至于“孝”的含义我们还是先看两件事：一是殷王小乙死后，他的儿子武丁曾为他守丧三年，没有理喻国事；二是武丁的儿子孝已对他的父母很孝顺，只是因为他母亲早死，他父亲误听他后母的话，把他放逐死了，后来许多人非常哀悼他。从这两则故事我们开一看出“孝”的具体含义，那就是如果每下一代都对他的上一代父母施行孝道，甚至追踪纪念，那么，人们脑子里对于先祖不仅不至于忘记或模糊，反而因为尽了“孝”而起的情感浓厚，并使之深刻化。

　　不过，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礼”的含义又增加一些，具体来说有两条：一条是“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另一条是“礼”的目的是在于“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这两条的中心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要奴役人民，让他们固守各自的工作，不得产生逾越的思想。而且，在周朝的晚期，“礼”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开始的“礼”，并且增加了“德”和“孝”的内容。其实，这些内容在东周前都涵盖在阴阳学说里。但，阴阳就不仅仅是这些内容，它还包含了朴素的真理，比如“五种物质元素说”、“矛盾变化”等。在孔子的教育系统里，“礼”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许只能等孔子从坟墓里钻出来告诉我们，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仅仅继承了周朝初期的“礼”当中的唯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孔子不可能看见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和征服能力。

　　要明白这些东西，我们只好从孔子以及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的理论体系来寻找。

　　《尚书》又称《书》，是公孙鞅所列出的禁书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步历史文献汇编。据说是孔子编订，但根据历史学家考证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更非成于一时，而是经由长期流传，最后到春秋战国时期定型，是儒家奉旨为经典的历史巨著。《尚书》里记录的是国王和大臣有关国家大事的言论以及政令档案，大部分内容是帝王对臣民所发表的训令和向军队宣布的誓师词，还有大臣们对君王提出的建议和规劝。目前存在的《尚书》系后代儒生们根据自己学说要求进行编订的，根据其他学说对《尚书》的引据，这部历史巨著合计有四十余篇，今存二十余篇。依照现存的《尚书》，大致可分为：典，尧舜等人的言论、事迹；谟，舜禹等人讨论政治的谈话；训，记载商代大臣教训商王以及王子的话；诰，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和君王对臣民的讲话；誓，士兵征战时或交战前宣布的誓师词；命，君主奖励或赏赐臣民所下的命令。

　　《诗经》，大约成形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当日苟子在所作的《劝学》篇中已经将《诗经》、《尚书》、《春秋》列为必读之书，并且说学习必始于读经，然后再读“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