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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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想到，这支队伍硬是既不争光，又不争气，一到工地上，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八小时工作制干习惯了，不知道还有承包工期这一说。一听说晚上要加班，全民工就跑到李洪浩的帐篷里去吵，说是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李洪浩说，人家八县市的工程队都加班。全民工们便说，他们是农民工，不是正式工。全民工极一致地不加班，也就不好硬让大集体、小集体的工人加多少班。这一来，头10天的进度不如别人三分之一。
这还不算。八小时能干好点吧？八小时内也干不好。队里有个顺口溜描述得挺准确：“小集体工干，大集体工看，全民工聚在一堆闲扯蛋。”李洪浩火透了，讲也讲过，骂也骂过，就是不解决问题。李洪浩便以身作则，想以自己的行动和人格感召500壮士，可500壮士受感召者不多。
一个月下来，到开工资了，大家全来了，说是走时讲好的，凡参加施工队修路的，都发全工资，逼着李洪浩发。偏巧，李洪浩刚从路段所属的郊区区长那里挨了骂回来，正一肚子火，开口就骂：“我发你娘个头！你们看看，人家也是人，咱也是人，咱干的叫什么活！”
不少人就和李洪浩吵，说李洪浩身为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开口就骂人，已堕落到了极点，距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只有一步之遥了。
老实巴交的李洪浩气得流着泪，跑了几十公里路，到矿上找肖跃进辞职，一边说，一边给肖跃进作揖：“肖矿长，我算服咱这帮爷了，这哪还是产业工人？都是老爷！咱产业工人过去哪是这样的！闲了几年，咋闲成这个熊样了？！”
肖跃进盛怒之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所有矿党委成员和副矿长们全找来，请李洪浩在会上把情况又谈了一遍，然后说：“我们胜利煤矿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首先还不是经济，而是我们干部工人的素质！我建议，大锅饭从今天开始，从这支道路施工队开始，彻底砸掉！施工队队员的所有制性质一律暂时取消，什么全民工、大集体工、小集体工，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工人！你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也不存在账面工资了！不愿干的，请他回来到庄书记的联采队下井，还不愿干的，请他退职！”
党委副书记姚欣春不太同意，说：“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一家，所有制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一个县团级的党委就能改变的。要我说，还是不要急，还是要慢慢来。他不干，咱再换些愿意干的人去干，不要激化矛盾。”
肖跃进火了：“我提议党委全体同志就我的主张进行表决，现在就进行！”
表决的结果是，除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和一个党委委员弃权，大家都赞成。
肖跃进说：“党委通过了，党办和矿办连夜起草文件，搞好让李洪浩带走，明天一早就在道路施工队宣布！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就不信这样改革一下能塌了天！”
有肖跃进和矿党委这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支持，李洪浩的工作好做了。从第二个月开始，加班夜战不再成为问题，工程量分解承包了，不出活不挣钱，多出活多挣钱，便把500壮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当月的工程进度上去了，虽说还不如左邻右舍的农民队伍，总是比上个月强多了。肖跃进倒也说话算数，工程指挥部的款还没到账，就从头一个月的联采利润里挪出20万，先让李洪浩兑现。
这个月，多的挣了600余元，少的连50元都没挣到。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工的优越感也没消失，一个个都说，这是矿上的临时措施，回去以后，全民还是全民，集体还是集体。集体工们也承认这一点，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全民工就是可以少干点活，少出点力，在一个承包组里，也不大和全民工计较。肖跃进到工地检查慰问时，目睹了这种情形，心里很悲哀，可也无话可说，便感叹改变人们的观念实在太难。
3个月后，大多数全民工还是吃不了工地上的苦，46个跑了35个，余下的11个大都是已做了班组长的同志。
然而，一支能打能拼的队伍硬是让李洪浩在日夜抢工的忙碌中带出来了。6月份的月度评比，胜利煤矿施工队破天荒头一次拿到了区内的优胜红旗。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拿过全国红旗的李洪浩，今天竟为这区内优胜红旗激动万分，马上在电话里声音哽咽地向肖跃进和矿党委报喜，词不达意地说：“肖，肖矿长，我们拿到了，拿到旗了。你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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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肖跃进听明白，胜利矿施工队是拿到了区优胜红旗时，眼里的泪也下来了，沉默了好半天，才对李洪浩说：“就这样干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我们是在救亡啊！”
市里对这支情况特殊的施工队也特别关注，常务副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曹务平三次到工地上看过，还就胜利矿的前途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副市长兼现场总指挥严长琪也经常到工地上来，了解施工情况，帮助李洪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后来，严长琪还成了李洪浩下象棋的棋友，一起下过两盘棋。
到宣布工期提前，60公里环城路要在“十一”剪彩通车，严长琪又专门找了李洪浩一次，问他：“李队长，你这个‘缩影’队行不行呀？有把握保证我的新工期吗？”
李洪浩说：“行，行，我保证。”
严长琪问：“你用什么保证？”
李洪浩说：“我用当年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资格保证！”
严长琪当即表示说：“那好，别的队我不管，你老李这支队只要能按新工期完工，我将特别提议，奖给你们一面市级优胜红旗，让你们带着这面红旗，拿着全部工程承包款回到矿上！”
李洪浩说：“行，就这么定了。”
当晚，李洪浩把500壮士全召集到一起开会，在会上把严长琪说过的话向大家转达了，不遮不掩地说：“同志们听没听出市领导这话里的意思？这话里的意思，还是担心咱呀！工期都提前了，全路48支工程队到时都得竣工，一样的队，一样完成任务，人家市领导为啥单要给咱发旗？咱心里没数么？咱得争口气哩，得让这面旗扛回去不脸红！所以，我就想和大家伙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再把工期往前提五到十天？”
月夜下的路面静静的，500壮士都盯着自己的队长看，没人说话。
李洪浩缺了点信心，又讷讷说：“是太紧，是太紧了些。不行，就算我没说吧，咱只要能按市里要求按时完成也就行了，我也就谢谢大家了。”
不曾想，月光下站起个小伙子，大声说：“队长，这么多人，又在旷地里，咋商量？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就举手。”
李洪浩没想到，小伙子的话刚一落音，一片如林的手臂骤然举了起来。
这一来，不但是李洪浩，500壮士也一起跟着玩上了命。
在最后两个月里，胜利煤矿施工队昼夜赶工，500人几乎日夜泡在工地上。工地的大喇叭里从早到晚反复播放着一支同样的歌———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铁路煤矿。
……
后来，李洪浩累倒了，两条腿肿得穿不上裤子，两只脚肿得没法穿鞋，就让人用板车拖着，继续指挥施工。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歪坐在平板车上打手势。谁也不敢提出送他进医院，一提他就急得直流泪。
8月，胜利煤矿施工队以环城路全线单月工程进度第一，当之无愧地拿了市级优胜红旗。9月19日，提前整整12天全面完成施工任务，并通过验收。在全线48支工程队中名列第三，再度拿到了市级优胜红旗。
整个环城路工地震惊了。
54公里外的胜利煤矿也震惊了。
当矿党委书记兼矿长肖跃进带着酒和烟，赶到已竣工的工地向施工队表示祝贺时，却发现，这酒竟没几个人过来喝，烟也没几个人过来抽。再一看，才注意到，平整如镜的路面上横七竖八，四处熟睡着灰头灰脸的工人们。大喇叭里还在一遍遍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
板车上的李洪浩被人拖了过来。
李洪浩拉着肖跃进的手说：“肖矿长，我答应的，我做到了。”说罢，李洪浩憔悴苍老的脸上已是一片如注的泪水。
仿佛激战骤止，又仿佛风暴乍收，六十公里工地上蔽日的尘土消失了。昼夜轰鸣的挖掘机、装载机、搅拌机、压路机的喧嚣声停止了。涌在工地上的人群也在一夜之间不知了去向，只有那震天脚步和劳动号子的杂音似乎还在九月晴朗的天空中缭绕。
工地巳不存在。一条全部由高标号水泥铺就的六十米宽的平坦大道十分真实地出现在平川古老的大地上。站在时代大厦和龙凤山高地看过去，这条大道就像一条绚丽华贵的彩带，宽松飘逸地缠绕着平川古城。四条国道，七条省道，在环城大道交汇。通往城内的九处环岛上，九座大气磅礴的巨型雕塑，把平川人的光荣和梦想，艺术地再现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前。
环城路全线竣工的前夜，吴明雄和束华如再次来到了工地上。
驱车在广场般宽阔的大道上缓慢行驶着，吴明雄挺感慨地对束华如说：“老束呀，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看起来很难。甚至不可思议，可你真要狠下心，豁上命去干，也并不是干不成的。文革期间，我被弄到平川市矿务局一个大型煤矿劳动改造，参加安装一个井下工作面，是几千吨钢铁呀，是在满是泥水的煤洞子里安装呀，最重的大件可是有几十吨呀。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可几十号工人同志硬是人拉肩扛，把任务完成了。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束华如笑道：“如此说来，文化大革命对你大老板来说，还真有点触及灵魂的意思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来一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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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雄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任何经验对我们的人生都是有益的，包括灾难中的经验。我想说的另一个意思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我们这些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的。聪明的领导者，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挖掘出米。否则，你再聪明，就算你是一条龙，也下不了几滴雨。”
束华如说：“这倒是。不过，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你这个领导者的决心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统一的，你要做的，必须是人家真心想做的，这样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你说是不是？”
吴明雄点点头说：“这是个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多起劲呀？可割掉了没有？没有嘛。三中全会一开，就是长着‘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民，第一个冲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乃至改变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命运。”
束华如问：“那时候，你有没有去割过人家的尾巴？”
吴明雄摇摇头说：“我没资格。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平川地区最后‘解放’的少数几个副县级干部之一，和陈忠阳是一批。”
束华如说：“我倒是去割过尾巴的，天天统计各家各户的鸡屁股。当时规定，每户只准养三只母鸡，多一只就得割尾巴。我去的那个村，有个瘫子，没法下地挣工分，自己多养了几只鸡，硬让公社的人逮住杀光了。结果，瘫子当晚喝农药自杀了，死时留了一句话，‘我想活，可共产党不让我活了’。这事给我的震动很大，使我对当时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都产生了动摇。我当时就想：这样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