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老大的一天-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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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在我的车上，在等待的时候跺着脚取暖。我正要回到车里打开空调的时候，看到了他的美宜堡从联邦街上冲了过来。
前一晚打电话给我要求一次会见。以他那种有特性的模棱两可的方式，他不会透露半点细节，但是他听起来很兴奋。他的确告诉我联邦的起诉大概已经结束了，而他不会被逮捕。我想要知道他逃脱过拘捕的方式和原因，但是我没有胆量问他。他总是在他与执法部门的关系上讳莫如深。他还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我现在在纽约做何种研究的。我提到了一些可能的想法，但是它们还都很含糊。
第八章 团结的帮派（16）
我们微笑着握手，向彼此致意。我告诉他，他看起来有点发福。他同意了，他说他忙于工作和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需求，而无暇锻炼。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小片纸张，递给了我。在上面是那潦草的笔迹，写着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在那些名字中有科特斯，我们以前曾谈论过的在纽瓦克的帮派老大。
“你应该打电话给这些人，”说，“我告诉了科特斯，你想要了解那里是如何运作的，他会照顾你的。但是比利？乔（Billy Jo），他是真正了解纽约情况的人。这儿，把这个给他。”
经常谈起他在纽约那些负责毒品交易的朋友们。但是随着联邦起诉，罗伯特？泰勒的拆迁和我自己的事业变动，我已经将他们忘记得差不多了。另外，考虑到我和的最终结局——现在很明显，我不会去写他的生平了——他会找法子让我跟他在东部的关系接触，这让我感到意外。
他拿出了另外一张纸。这张纸被紧紧地折了四下，折痕有点磨损，似乎他在口袋里已经放了有一阵子了。在打开它的时候，他的手冻得发抖。他把那张纸给了我，然后双手靠在嘴边，吹着热气取暖。
“来，黑鬼，读一下，”他说，“快一点，天太冷了！”
我开始阅读。这是给比利？乔的：比利，素德要到你这里来。照顾一下这黑鬼……我的眼睛向下浏览，并在页面中部看到了一个句子：他是跟着我的。
我咧嘴大笑起来。到他的车里拿出两瓶啤酒。
“我不确定是否准备好进行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了。”我说。
“哦，是吗？”他说着，递给我一瓶啤酒，“那你还能做什么？你什么也修不了，你这辈子连一天的活儿也没干。你惟一知晓的事情就是跟着像我们这样的黑鬼混。”
听到他如此简洁地——而且在绝大部分上，精准地——总结我的能力，我差点被啤酒呛到。
又靠回他的车，抬头看着我们前面的高楼。“你觉得黑鬼们会在外面生存？”他问，“你觉得他们离开这里以后会没事？”
“不确定。或许吧。我是说，什么都在变。你只是要做好准备，我猜。”
“你饿不饿？”他问。
“快饿死了。”
“去79街吧。那里有一家新的黑人食品店。”
“听上去不错，”我说，快速喝光了我的啤酒，“你来开车怎样？”
“哦，好吧，”他说，跳进了他的车，“我还有个问题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有一堆家伙们，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他开始告诉他近来所遇到的管理上的麻烦。他在负责一个位于玫瑰地（Roseland）的帮派。玫瑰地街区有很多迁居过去的罗伯特？泰勒家庭。他说话的时候，我开始迷失在他的声音里。他那沉稳坚定的独白让我安心，尽管有几次我能感觉出一点变化，尽管事事都已经改变。他播放着说唱音乐，打开了另一瓶啤酒，继续高谈阔论。汽车尖叫着冲出停车场，向几个在寒风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挥手，然后我们快速驶上了联邦街。
在几年之内，厌倦了帮派的生活。他管理过他堂兄的干洗店，又开了一家烧烤店，后来倒闭了。他一家攒下了足够的存款，包括地产和现金，这足以弥补他的低收入。有时候，他会为黑暗之王的高层做顾问工作。他们试图要重振在全市范围内对毒品经济的控制，但是这一努力从未获得成效，而且随着毒品市场的严重削弱，芝加哥的帮派世界也继续四分五裂，只在部分街区还留有一点帮派活动。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地见一下。尽管我们从未明确讨论过，但我并不觉得他在嫉妒我作为一名学者的成功，他也似乎并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哥们，只要我有酒吧可去，还能呼吸，”他告诉我说，“那每一天都还不错。”很难称我们为朋友，而我有时会疑惑我们曾经是否做过朋友。
但他明显是我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一路走来，我已经变成一名流氓社会学家，打破传统，无视规则。这其中，我所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即我可以从一个与我的学术世界距离万里之遥的人那里，学到如此之多，获得如此之多的教训，以及得到如此之多的经验。当我走在距离芝加哥已十分遥远的街道上，在巴黎混乱的郊区或者是纽约黑人区的某处，与人们厮混或者聆听人们的故事时，我仍然能够听到的声音。
作者声明
本书中的若干人物名字和身份都已被改换。我还隐藏了一些地址，更改了某些组织的名称。但是所有的人物、地址，以及机构都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拼凑而成，更非虚构。
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从写就的田野笔记中来寻找素材。不过，有些故事已经在记忆中重新组织过了。尽管记忆并非笔记最完美的替代品，但我已尽全力去忠实地重现那些谈话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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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南亚移民的经验里有一条基本的真理：听父母的话。在我初入大学，告诉父母我想要学社会学的时候，这一信条受到了考验。我母亲似乎不置可否，但是此类决定都是由我父亲作出的，他说他希望我获得生物工程学的学位。我对科学不感兴趣，在几次谈话之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去学习理论数学。
我知道我父亲想要帮我，我甚至明白他的苦心。我们是移民，没有关系，没有财富，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经验，一个数学学位至少会保证我弄到一份工作。
一年之后，当我告诉我父亲我想要申请社会学的研究生，他继续支持我，给了我一些建议。我现在也在跟我自己的学生们共享这些建议。他的劝告常采用比喻的形式，并伴随着一些他亲见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他可能要花一个晚上跟我谈话，喝着酒，等待着我妈妈的烹饪，但是核心意思总是很明显：每日都要写作，带着想好的问题去见你的教授，阅读所有推荐的文献，而不只是教授要求的文献。
他还叫我闭嘴，去听我的指导教授们讲话。在今天的美国高等研究机构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一建议离奇古怪。在今天，“学生”已经变成了消费者，这种思想会招人厌恶。但是我父亲并非美国教育体系的拥趸，他坚持要我花时间去听。我父亲对我的帮助，远比他所知道的要多。在生活上、爱情上和事业上，他的智慧都无比珍贵。
在我到达芝加哥的几周之内，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威廉姆？尤利乌斯？威尔森。这位研究城市贫困的杰出学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思想丰富，出语谨慎。很明显，如果当时我专心，本可学到太多东西。我父亲的忠告言犹在耳：倾听比尔，听从他的建议，要永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我研究生期间学习的那些课程里，遇到过许多困难，比尔总是会指导我。我曾经带给他许多典型的研究生困境（我应该怎么准备考试？）以及一些不那么典型的困境（要是我发现帮派策划一次谋杀，我应该告诉某人吗？）。我曾不止一次地考验过他的耐心，他曾多次告诉我，不要再去我的调查地区，直到事态平息。我是那些从比尔？威尔森的监护那里获益的若干学生之一，对于他耐心的指导，我仍感激不尽。
所有这些都不会削弱我母亲在我的生活和事业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她是我所知道的最慈祥和体贴的人；每当我在前进中遇到障碍，她的声音总是会在我的耳边响起。谢谢你，妈妈。
我还能回想起当我签约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与我的姐姐乌米拉（Urmila）最初的交谈。我忐忑不安，而她却很开心。对于那些悲惨和那些可能永远也无法从我的写作中受益的人，她总是热情地建议我要对他们坦诚，不要忘记他们。
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皮特？比尔曼（Peter Bearman）教授、让？科马罗夫（Jean aroff）教授、琼？科马罗夫（John aroff）教授、赫伯特？J。甘斯（Herbert ）教授、爱德华德？劳曼奥叔（Edward Laumann）教授、尼古拉？马韦尔（Nicole Marwell）教授和穆彻？博斯特（Moishe Postone）教授都指导过我渡过难关。凯琛？洛克（Katchen Locke）、苏尼？贾格（Sunil Garg）、拉里？凯默尔曼（Larry Kamerman）、埃坦？米彻利（Ethan Michaeli）、阿曼达？米勒尔…费尔班柯斯（Amanda MillnerFairbanks）、大卫？苏斯曼（D*id Sus*an）、本雅明？闵兹（Benjamin Mintz）、马修？麦克吉尔（Matthew McGuire）和巴龙？品达（Baron Pineda）一直都对我助益良多，无论是开个玩笑，提个建议或者是请一杯酒。法拉？格里芬（Farah Griffin）的作品令我茅塞顿开，督格？古特力（Doug Guthrie）曾鼓励我寻求公共社会学的康庄大道，而埃娃？卢森（Eva Rosen）则辛勤地阅读了初稿，并正在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
如果没有遇到斯蒂夫？列维特这位对我的田野工作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我永远不会写作这本书。在哈佛学会的一次晚宴上，斯蒂夫和我花了几个小时，试图在经济学的世界和社会学的世界之间建立关联。到今天为止，斯蒂夫仍是我一位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没有他的鼓励，我就不会尝试这种狂妄的写作。斯蒂夫友善地将我介绍给苏赞？格拉克（Suzanne Gluck），而后者又将我引入出版交易的拜占庭世界。苏赞是我所遇到的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在企鹅出版社里，我很高兴与安？格道夫（Ann Godoff）共事，而我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继续与她合作。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从好友纳坦尼尔？德斯特（Nathaniel Deutsch）那里获益良多，无论是在智慧上还是在情感方面。我把纳坦尼尔从他那宝贝女儿西蒙纳（Simona）那里拖走好多次，她也曾多次大闹大哭，或者只是甩开我的手。纳坦尼尔，我可能永远不能回报你的盛情，但我一定会告诉西米你是个多么好的人。
斯蒂芬？杜伯纳，我对你的感激难以言表。斯蒂芬那帮我把想法付诸笔端的工作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我并不总是动不动就能回忆起过去，而斯蒂芬会耐心地听着我的漫谈，提出恰当的批评和反馈。我想斯蒂芬并不会自认为是一个老师，但他的确是最好的老师之一。
我尤其要感激罗伯特？泰勒之家的那些租户们。感激他们让我进入他们的公寓和生活。多萝西？贝蒂一直都是我亲近的朋友，而布蒂？特纳（Beauty Turner）和《租户评论报》（Resident’s Tournal）的工作人员们都曾为我慷慨地付出过时间。
这么多年以来，我仍然内疚于让觉得我会写作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