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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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何林等人在北平找到李霁野时，他因为翻译《文学与革命》而被当局关押了近两个月，刚刚出狱，余惊未消。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收留了被当局通缉的李何林等人，并安排他们在未名社做校对和发行工作。
　　1929年李何林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第二年李何林就举荐李霁野到这所大学的英文系教书。可是不久，李何林因学校阻止师生谈恋爱，毅然辞职，离开天津。1946年，担任台湾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邀请李霁野到台湾任职，李霁野又推荐了李何林一同前往，他们自1930年分别后又成为同事。台湾“二·二八”起义被*后，台湾编译馆被撤销，许寿裳和李霁野及李何林又应聘到台湾大学任教，不久许寿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何林清醒地意识到处境的危机，辞别了好友李霁野离开台湾，辗转进入华北解放区。后来，李霁野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监视，他只好携全家取道香港，然后抵达天津，进入南开大学任教。
　　三年后，李何林调入南开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与担任英文系主任的李霁野再次成了同事。1966年“*”开始后，李何林与李霁野都被大字报点名，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给揪了出来。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联络。此时的李霁野更为关心口无遮拦的李何林，担心他的处境更险恶，于是当夜他给李何林写了封信，夹在书里让妻子送到李何林家。信中与李何林相约“要站稳脚跟，坚持原则，绝不动摇，绝不自杀，但要注意策略”。第二天晚上，李何林偷偷地来到李霁野家，表示了他对“坚持原则”的承诺。后来，尽管他们被抄家，被批斗，但他们始终坚守承诺，终于渡过了险关，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

同道志同道合结成忘年交：陈布雷与宋教仁
陈布雷　　1911年夏天，21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来到上海，在《天铎报》馆任记者。甫来上海，陈布雷便拜访了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先生。宋教仁曾因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亡命日本，此时正以《民立报》主笔的身份潜回上海，策划革命活动。一直痛恨清廷的陈布雷，很早就对这位革命党人充满钦仰之情。
　　当宋教仁问及他为何不继续升学深造而要投身报业时，陈布雷答道：“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我相信这比读大学更有益。”宋听后略感诧异，对一旁的同事说：“这位年轻人要以报馆为学校，新鲜吧？”接着就对陈布雷谈了自己的见解：报纸的作用是启发民智，报人要用学问和才智服务社会报馆，而不能把它当作学校。陈布雷听罢并未盲目苟同，而是言简意赅地展开了自己的观点：在服务报馆的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个舞台不断汲取新知识，二者相辅相成。如此，对于一个努力求知的人来说，报馆确实比进大学还有益。宋教仁认为陈布雷这番话颇有见地，不断频频颔首。从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过从甚密。此后《天铎报》和《民立报》常常联手发表时评，针砭弊政，为革命制造舆论。在短短的合作中，陈布雷向宋教仁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这，恰恰是在大学里无法学到的。这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陈布雷在《天铎报》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制，支持革命，大倡革命舆论。

校长为教师谎报学历：蔡元培与陈独秀
1916年，50岁的蔡元培由总统黎元洪任命接任北大校长。面对学风日颓的北大，蔡元培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此时，为办书局筹款的陈独秀和汪孟邹从上海来到北京。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就将他们的老朋友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想起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师培向他介绍过这个人，知道他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留下较深印象。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学长。
　　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待蔡元培说明来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接着便说出自己既未读过大学，更未在名牌学校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的顾虑。蔡元培指着桌上的《新青年》说：“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　陈独秀还在犹豫，说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蔡元培劝道：“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得知北大要聘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就向蔡元培推荐了正在美国读博士的胡适。蔡元培当即应允并请陈独秀代劳，替他写一封求贤信表示：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来了个“谎报军情”：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独秀虽曾多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
　　陈独秀进入北大，《新青年》移到北大，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是“五四”棋盘上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谢世，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悲惨世界》首译者：陈独秀与苏曼殊
苏曼殊　　苏曼殊与陈独秀是1902年秋季在日本成城军校学习时认识的。这一年的冬天，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在日本成立青年会，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寻求民族自强的复兴之路。共同的理想抱负使他们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1903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号召排满的激进报纸《国民日日报》。10月初，苏曼殊也辗转来到上海，被《国民日日报》聘为翻译。苏曼殊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两人情趣相投，更增进了他们的友谊。
　　在上海期间，苏曼殊准备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很同情茶花女的悲惨遭遇，想借此来抒发自己的苦痛与郁闷情绪。陈独秀得知他的想法后，对他说：“茶花女的遭遇是值得同情，可是有的人生活得不是比茶花女还悲惨吗？”陈独秀的几句话，拨亮了苏曼殊的心灯，他开始寻找新的感情的突破口。
　　一个月后，苏曼殊将一摞译文手稿交给陈独秀，说：“仲甫（陈独秀的字）兄，你看这部书怎样？我的汉文水平不足，你帮助我润色润色，算咱们的共同成果吧！”陈独秀接过书稿一看，原来是法国作家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惨社会》（今译《悲惨世界》），十分高兴，就答应看看。事后，陈独秀对苏曼殊的译稿，略加润色。他觉得苏曼殊译得很随便，无法核对原文一一订正。不过基本的故事情节还是清晰的，就交给《国民日日报》连载，署名苏子谷（苏曼殊）、陈由己（陈独秀）同译。遗憾的是，只连载了十一回，报馆就被查封。后来又由镜今书局出版了单行本。1918年苏曼殊去世后，上海泰东图书局在翻印此书时，署名苏曼殊大师遗著，书名改为《悲惨社会》。这本书删去陈由己的名字，使得很多人以为《悲惨世界》的首译者是苏曼殊。

同道之谊真情绵绵：康有为与张元济
张元济　　张元济比康有为小9岁，却比康有为早获科名，康中举之前，张已经是翰林院庶吉士。不过，康伏阙上书、长兴讲学，在学术界早具声名，张元济对此也是钦仰有加。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同样怀有矢志维新，渴求变革的张元济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二人结下了长达30余年的同道之谊。
　　“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康有为与张元济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人以六品主事之职受到光绪召见，成为自咸丰以来40年未有之“殊遇”。新政期间，他们共同为倡办的京师大学堂出谋划策，尽过不少心力；共同向光绪提出了包括“满汉通婚、去发辫、除跪拜”等一系列大胆建议；康请开懋勤殿，推荐10名顾问官，张元济名列其中。“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远避海外，张元济被革职到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但二人时相书信往来。1910年春，张出国游历，第一站到新加坡，便去看望卜居槟榔屿的康有为。辛亥革命后康返国定居上海，康、张二人来往频繁，张着手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得到康有为的大力协助。1927年3月，康去世时，张元济致函康的弟子梁启超云：“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遽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惜。”表达了无限哀切之意，同时为出版《康南海遗著》竭尽全力。此后数十年间，张先后校评《清史稿·康有为传》，存录《康南海藏书书目》，题跋《康长素书札》，直到90高龄，还向友人叶恭绰借来南海会馆七树堂康有为的照片，凭吊祭奠。

不寻常的见义勇为：李大钊与陈独秀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对外称“亢慕义斋”（英文muni*）。与此同时，他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在党名问题上陈独秀曾提议将muni*　Party称为“社会党”，李大钊经过思考后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陈独秀因散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