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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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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老舍与梁实秋天各一方,可是他们的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当梁实秋听说“*”期间老舍自沉湖底的消息,非常悲伤,一连写了三篇悼念亡友老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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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杜月笙自幼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只好辍学,之后就来到上海滩闯荡。1925年7月,杜月笙在上海租界与军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章太炎是学界泰斗、辛亥革命*,名重海上。一次,章的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来头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无奈之下只好亲笔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忙。杜接信后立即调动关系把事情摆平,并亲自到苏州造访章太炎,见章经济拮据,便赠两千银元以示关心。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
  如何回报杜月笙的盛情?章所依凭的惟有才学和名气。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便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自然高雅多了!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他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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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来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执笔的杂文。1933年4月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写的序言中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特点,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弱点,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对他的直率批评和鼓励非常满意。
  在那寒凝大地的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到家里避难。这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领导者的瞿秋白,无疑是极好的保护。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来鲁迅家辞行。他们彻夜长谈,依依惜别。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却被反对派杀害。为此鲁迅抱病搜集、抄写、编排、校阅瞿秋白的译稿,编辑成《海上述林》两卷出版,作为悼念瞿秋白的礼物。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与作家萧军有着四十多年的友谊。他们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萧军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时,恰巧遇到彭真,是经毛泽东介绍认识的。当时彭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4年春天,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出席了纠偏抢救运动的大会。会上毛泽东摘下帽子,向出席会议的同志鞠了一躬,说:“我是中央负责人,我向大家检讨!”这件事影响很大,尤其是让萧军更受感动。
  第二天萧军与彭真在延河边上习练武术时,萧军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萧军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萧军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尽管萧军不再提入党的事,可是彭真还是很喜欢他的这种直率性格。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央、毛泽东同意,8月萧军就被批准为*党员。不久,萧军就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被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的关照下,萧军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而且还在百忙中拨冗到医院看望萧军,慰问家属。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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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五四运动时,他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积极推动浙江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特别爱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产生了由衷敬佩之情。
  曹聚仁与鲁迅的首次见面,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学。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当时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担任记录,事后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发表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从此他们建立了联系。后来曹聚仁创办《涛声》时,得到鲁迅的支持,曾多次提供杂文在该刊上发表。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早于同鲁迅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25年的冬天。他们间的交往是以通信为纽带的。当时周作人刚刚从孙伏园手中接过编辑《语丝》的工作。正在上海教书的曹聚仁很欣赏《语丝》中的一些宣扬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给周作人写信,表示他很崇拜周作人,称自己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曹聚仁是在与周作人通信交往三十年后,才在1956年9月见到周作人的。这一年曹聚仁作为香港报界的特约记者,来到北京出席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他在北京期间,到八道湾会见垂垂老矣的周作人。这时的周作人已经71岁,身体衰弱,行动不便,医生要求他会客不得超过五分钟。可是,当周作人见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时,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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