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中国崛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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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解体后，阿尔巴托夫在总结教训时说：〃最后，我们已开始懂得了，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去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能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去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去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福利。〃８阿尔巴托夫这段话精辟地描述了前苏联力量结构的失衡。前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前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２∶２∶６。到前苏联解体前的１９９０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４０％，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前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前苏联差不多把全国７０％～８０％的工业能力都用于了军事生产。
阿尔巴托夫从外交角度对前苏联力量结构失衡的反思说明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力量结构的僵化。一旦力量朝着一个方向形成结构，各种要素便形成相互支持的系统，要素之间彼此强化，使结构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上。
有一条著名的箴言告诫政治家：人类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考虑的，不应只是力量的积累，更应当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了瓦解或长期萧条，其间的缘由就是不明白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性。前苏联的败亡并不是前苏联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力的综合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在于系统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前苏联败亡的教训是，领导集团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这一点，缺乏认识，反而认为自己通过国力的积累，就可以控制住时间。
〃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第七章 北京朝圣？
〃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把〃华盛顿共识〃视为美国政治强权的全球化扩张，是一股国际思潮。姑且把这股思潮或运动称做〃反全球化国际〃。在经济学家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者，也是这一思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华盛顿共识〃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好名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织了〃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研究〃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历时８个多月完成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论文集《新自由主义评析》这样描述〃华盛顿共识〃：１９９０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中国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这些看法在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有不少的信奉者。
这些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世界性组织，是二战后国际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作为强势的经济体，它们在思想市场中处在垄断地位。对这一体制不满的人，总是设想用新的体制代替这一体制，打破它们的垄断。但历史不免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寄予厚望的体制，在世界体制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并不好。拉美曾经尝试过一些体制，前苏联集团也尝试过一些体制，印度、中国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东亚那些曾经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后，这些体制纷纷崩溃或陷于危机。但是，反〃华盛顿共识〃的人不是把陷于危机的体制视做是本国试验的失败，而是视做华盛顿的失败，本来，这些实验都是为了探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指出的道路的。他们不是把失败视做自己的制度的失败，而是看做别人制度的失败。他们不去检讨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贪婪、颟顸一再延误改革进程，而是责怪某个〃共识〃。正如在１９９８年印尼危机期间，一些集团不去谴责苏哈托及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愚蠢，而是对前来救助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姿势〃愤愤不平（当苏哈托与ＩＭＦ签署文件时，康德苏两条胳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俯身看着正在签字的苏哈托，这一姿势成了ＩＭＦ傲慢的标志。），并把印尼危机的原因，全算在这个组织身上。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在评论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一再出现危机时也指出，在拉美，一场危机引发改革从而立即带来了成效，但是这些成效不久便导致人们自鸣得意，最终再次引发危机。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
在这里提出的背景下看，〃北京共识〃提出的〃让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反映了国际反全球化力量向着中国集结的倾向。〃北京共识〃试图为实现这种集结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这是需要警惕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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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
近代帝国转型失败后，中国尝试着建立了一套宪政体制，开始了宪政转型。但是，当３００多个政党弄得〃国无宁日〃的时候，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建立了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政府。这在当时是受到很多人，包括自由主义者的欢迎的。
现代人评价这一段历史时，非常认可袁世凯权威主义的这套逻辑。萧功秦写道：权威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整合关系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讨价还价的关系就是契约型的关系。而契约型的关系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崇高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虽然它可能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
萧功秦的这条逻辑道路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无法走通？根本的原因是，在每一个逻辑层面上，需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层面的历史任务，然后进入下一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之间，需要足够长的过渡时间，而且，对于向着另一逻辑层面的转型，需要形成广泛的共识，需要形成强大的支持力量或社会集团。那么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这条路？原因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描述的这种逻辑演进，是纸面上才存在的一种理想。 那么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时间？是因为大清帝国把时间都消耗完了。帝国的〃自改革〃运动，一直无法顺利展开，一直被利欲熏心、贪婪颟邗的当政者死死地扼着脖颈，他们缺乏远见，没有为帝国转型主动铺路架桥，准备条件。本来，权威主义应当在帝国的框架下为新的契约型关系的生长创造条件。袁世凯的权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大清皇帝的权威。在大清帝国的权威都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面前，却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新权威，岂不荒唐？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已经存在孙中山〃新火车头〃即民主政治的解决纲领，而且，这个纲领拥有众多的拥护者，袁世凯的权威主义几乎可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反而孙中山的纲领却未必会失败。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包括制度知识）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
中国在体系内部发展
体系是一种公益。一个可持续的体系，意味着这个体系为大多数成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公益，否则它行之不远。比如〃华盛顿共识〃，抛开对华盛顿三个字的反感，就不能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中国是这一制度基础的创始成员国。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与这一制度框架有关。那些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选择加入战后经济体系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虽然在绝对差距上，似乎仍然在扩大，但是，在增长率上，后者明显要高于前者。６０年代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等发展中国家是战后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增长率的差距得以持续，在未来５０年内，两类国家间的绝对人均收入差距将根本不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诺指出，只要在今后７０年中继续坚持战后自由经济体制，６０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实际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将会得以消除。１７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时显示，９０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间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增长，即使增长也只有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