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中国崛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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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写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他认为增量民主包含以下三层基本的意义：首先，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没，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尤其是，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无需完全地重新培植，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Ｌｅｇａｌｉｔｙ），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其次，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Ｌｅｇａｉｔｉｍａｃｙ），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所自觉认同。其三，这种改革与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虽然这种突破可能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但质变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１０。从这个定义来看，增量政治改革的概念，内在地镶嵌着一个假设，即市场化私域的增量通过渐进的路径，最终能够实现存量突破，走上善治。这个结论，以及外围式改革、波浪式改革等等，都可以表述为：市场支持民主。
〃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是分析中国政治演进的两个基本范式。这两个范式虽然结论殊异，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市场作了抽象的理解。〃市场支持集权〃论注意到了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这一事实，与自发演进的秩序不同，中国特色的市场特殊就特殊在这个市场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支持集权〃论把〃市场〃抽象掉了，只留下了〃中国特色〃，它用政府主导下的精英联盟代替了具体的市场，也就是把市场中最强大的力量，把驱动市场的威权政府视做市场本身。而〃市场支持民主〃论则把〃中国特色〃抽象掉了，被抽象掉中国特色之后的市场，获得了〃市场善意〃的属性，这一理论对于市场在政府主导下发育所产生的精英联盟视而不见，得出了市场似乎是力量均衡的、善意的体系这一虚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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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实路径：市场支持法治
市场支持法治：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路径
现实中，中国政治演进却走了与上述两种设想不同的路径。这一路径就是法治化，与上述两种范式并列，我把这条路径称作〃市场支持法治〃。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演进出现了向法治化转向的明确趋势。这一取向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那些在很多问题上存有分歧的不同阶层、集团，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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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的中国还是维持现状
第四章 中国是一个革命者吗？
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对中国的两种判断：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
根据这个悲剧性的逻辑，中国财富的增长，对于不愿意臣服的强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福音。因此，其他强国起而遏制中国，似乎就是自然的选择。依据这个逻辑行事的国家出于本能，要采取个别的或联合的行动对付中国的崛起。
目前国际战略界有两派明确对立的关于中国走向的判断。一个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指出：〃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在美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战略家那里，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类似近代德国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一位观察家说：〃我们是否应该让中国富裕起来？对现实主义者而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将打破均势〃。
另一派则以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为代表。他持一种与米尔斯海默相反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表现说明，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这派学者在分析了中国２０多年来的行为后得出结论说：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目前的证据显示，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
关于中国实力增强后是否将选择修正主义战略，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述两种对立的评估，各有其理论框架，比较而言，主张中国将奉行修正主义政策的现实主义者，更侧重于理论推论，而主张中国将奉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学者，则主要依据中国过去的历史记录。
据评估：１９９６年中国参与各种类型的（全球的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７０％，是印度的８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８０％。就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参加了总共３７个组织中的３０个，美国参加了其中的３３个，中国的参与度是美国的９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政府间组织的数量近于零，到９０年代中期，该数量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他通过评估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得出结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中国已经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也从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来回答中国是不是修正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他的评估相对而言不如江忆恩那样明确，他首先承认，〃中国在加入国际机构以及遵守现有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应当说是非常惊人的〃。１９７７年，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年，中国参加了２１个国际政府组织和７１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到了１９９４年，中国参加了５０个国际政府组织（比俄罗斯多２个）和９５５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期间，中国签署了１２５个多边条约，而在此之前的２７年中，它只签署了２３个条约。１９９２年，中国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１９９６年，中国同意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中国参与制定规则以及国际社会能按中国的过渡要求提供有形经济援助的组织中，中国遵守规则的情况最好。但是，他同时指出，在中国不是其成员，或者没有参与制定或解释其规则，国际社会没有向它提供经济援助，以及遵守其规则将会有损于中国国内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组织机构中，〃北京表现出来的'成员品德'就不那么令人称颂了〃。他描述说，指导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原则是：从国际机构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让资源流向中国；承担最少的义务；利用中国的地位来阻止遵守对华盛顿具有重要价值的协议，以确保美国遵守对北京具有重要价值的协议；积极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基本上不受约束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它的问题是：虽然加入了国际组织，却并不准备承担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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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现状，不是修改现状
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对于中国崛起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是利还是弊呢？我认为，应当积极评价美国目前的这种地位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中国对美政策，应当采取〃老九不能走〃的劝留手段。
上述两个方面，对中国崛起而言，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只要中国不愚蠢到主动发起整顿不确定的世界秩序的运动，只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破裂，只要中国与和平竞争中的其他大国不相互为敌，那么，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就将持续下去。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
修改现状的政策，并不适合于中国。首先，中国不可能组织起来一个大国联盟，在与俄国、印度、日本、欧洲的关系上，中国不可能〃当头〃，他们中其他的国家也同样不可能当头。其次，改变中国美国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所谓〃中国修正主义〃，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将试图向美国发动挑战，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我们已经指出过，单方面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的收益，也改变不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现状。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中国单方面地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只会使其他竞争中的大国得利。
在修正了的中美关系下，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更容易形成。避免这种噩梦般的联盟形成的惟一办法，就是维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并不断强化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维持时间越长，程度越深，针对中国的联盟越难以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战略，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维持现状。〃新左派〃提出的反美构想和修改现状的主张，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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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焦虑：〃被围堵〃和〃说不〃
第五章 身份焦虑
在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本〃历史问题〃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一座永处在搅拌中的发酵池。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毫不例外地要到这座发酵池％％％为中国焦虑：〃被围堵〃和〃说不〃 海外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形象〃，以及他们据此采取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塑造外部世界形象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句俗话说得好：当你需要一个敌人时，就会有一个敌人。当你看到自己在别人那里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别人也描述为是邪恶的。曾经流行一时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尽管该书标榜是实证地描述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但是，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写的这部书，实际上是非常不客观的。应当说，美国新闻制度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对这一制度的批判，即使在美国国内，有时也十分严厉。
但是，真正的批判应当显示出批判者要摆脱批判对象的那些弊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所谓的批判充其量不过是对骂而已。这部书虽然引起了广泛的阅读，但是，作者传播的观点以及引起的轰动，只不过映射了或者说强化了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罢了。作者没有增进读者对世界的了解，没有拓展人们的境界，没有指出中国这一焦虑情绪的出口。
应当说，在中国已经做出走市场经济道路抉择的背景下，在围绕身份问题的争论十分尖锐的背景下，中国〃被围堵〃，确实会引起十分强烈的焦虑情绪。甚至可以说，被围堵主要是一项心理事实。在谈论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仇美〃舆论时，考虑到９０年代初期到１９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