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中国崛起-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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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规避矛盾、争吵，恰恰相反，合作区别于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冲突。因为合作是政府间政策协调的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这种调整是相互的，这就意味着，合作的前提便意味着存在分歧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或冲突，才需要合作。正如基欧汉所说：〃没有冲突的凶兆，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合作了〃。这样的合作是通过谈判实现的。在谈判桌上，行为者争取的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允许讨价还价，允许不接受谈判结果，允许威胁和利诱，但不允许表面接受、背后背弃。那种〃先加入进去再说〃甚至准备今后背叛的行为模式，不是一种正常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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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外交〃到稳在其中
　　第十三章　国际秩序，中国制造
　　几乎是某种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基辛格：《大外交》）
　　　　从〃革命外交〃到稳在其中
　　但是，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首先是一项要求变革的诉求。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中一直有一个主题，就是支持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项诉求使中国看起来像是一个〃革命者〃，事实上，中国的这项诉求也确实体现着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即〃革命外交〃，中国始终有一个〃反对〃的目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反帝反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迄今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等等。这些遭到中国反对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革命外交〃的色彩在１９９９年提出的原则中，仍然十分鲜明，但是在２００３年的原则中，则淡化得多了。中国主张的变革，带有更强烈的合作色彩和〃体制内〃色彩。比如，民主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新安全观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强调，都是更体制化、国际化的语言，而不太像是〃方言〃。这一转向在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明确表述，他说：〃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成就，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政策是成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全面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对现行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就能获得一定的发言权，能够做到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我们并不认为现存的秩序和游戏规则是完善无缺的。但如果不能参与其中，我们也就很难做到趋利避害，也就很难改造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十六字方针中，参与其中位居第一，是〃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的前提，没有这一条，后面的一切都是空谈。参与其中，意味着中国在对待国际秩序问题上，选择了〃稳在其中〃的原则。
　　在国际关系大变动时代，选择稳在其中，并不意味着反对变革，恰恰相反，稳在其中，才构成了国际秩序变革的真正动力。原因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一个转型的大国稳定在国际体系中，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意味着变化。现代国际秩序的变革，正是因为中国加入其中才获得动力的。这是很多主张另立体系的人始料不及的。当中国选择孤立于体系之外的时候，固然有不少到北京的〃朝圣客〃，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虽然对于世界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基本上是个人化的和个别的，而只是在与美国结为准联盟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时候，才对国际局势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证明，要获得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定义权，就需要加入其中。例如，中国取得的重大国际成就，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体制给予的地位，中国在定义国际秩序时，就无法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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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纪〃的文化定义
　　第十四章　文明与权力
　　　　〃中国世纪〃的文化定义
　　对国际体系的〃中国式方案〃，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首先，是具体的政策，比如中美关系；其次是局部的或区域层面的，比如东亚经济合作等；第三是总体性的或者说战略性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重建问题，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重建问题；最后一个方面是文明层次的。上述四个层次分别对应着政策、战略和大战略。区分这些层次，对中国战略研究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在实际的研究中，避免出现政策、战略和大战略等不同层面问题的混淆，是重要的。
　　目前国际上对于力量的转移是有共识的。几乎没有谁怀疑中国正在崛起。那么中国的崛起对于目前的国际体系来说，最大的挑战发生在哪个层次呢？我想应当是在大战略层次和全球战略层次。具体而言，是下面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主张建立的全球体系能否被普遍接受，二是中国是否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后者很容易被忽视，但事实上，〃中国世纪〃主要是从文明方面被定义的。
　　

暴力是文明失败的产物
中国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影响。东亚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中国经济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使很多亚洲价值的倡导者把中国视为亚洲价值的拯救者，因此又重新出现了在文化中寻求自我肯定的趋势。〃北京共识〃就体现着这一趋势。
　　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失调的根本原因，乃是中国文明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由于不能提供解决自身和人类面临重大问题的方案，中国文明在全球文明的竞争中，　曾经陷于危机困局。与许多人信奉的〃落后就要挨打〃所包含的〃实力第一〃观念不同，对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失调的这个判断，突出了作为文明核心的〃挑战和应战〃，尤其是应战的能力。在应对内部挑战（太平天国，同盟会等组织的起义）和外部的挑战（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侵略）时，清朝统治集团无法从世界文明中积聚起有效的资源，形成有效的政策，因此处处占下风。在这里，暴力的失败只是文明总体失败的一部分。清王朝曾经奉行过暴力第一的政策来对付〃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但是，由于除了暴力镇压之外提不出有效的方案，自然也就无法解决这个挑战。早前４０年，清朝统治阶层成功地解决了〃太平天国〃的挑战，采取的办法来自于传统文明，而这种办法在应对规模上小得多的〃武昌起义〃时，就不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发起挑战的是不同的文明。但是，在回应内部的和外部的挑战时，暴力总是受到强调，比如很多人用〃炮舰政策〃来阐释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属于〃暴力史观〃，他们不知道暴力只是多种方案中的一种，而且暴力往往只是最后的、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应战方式，只是在才智枯竭、政策失败、群体失控的情况下，暴力才被采用。因此，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文明失败的产物，而不是文明成功的产物。
　　

暴力史观：〃萨达姆锁定〃
　　〃萨达姆锁定〃
　　在国际体系中的〃暴力史观〃往往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者用以掩饰政策失败和文明失败的借口。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表面上看是毁灭于美国及其联盟的暴力。然而，打败萨达姆的是美国的暴力吗？作为萨达姆政权后盾的伊拉克军队为什么临阵倒戈呢？萨达姆希望出现的〃巷战〃没有出现，军队一触即溃，为什么？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政权在国内是〃无道的〃、不得人心的。这是一个寄生在石油资源上的残暴政权。对石油的依赖，阻挡了这个国家文明的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学者米歇尔·罗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Ｒｏｓｓ）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与民主之间成反比关系：〃使用资源收入的政府与使用纳税人钱的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使用矿产资源收入的政府把钱大量花在了腐败、军队和笼络上，只有很少的钱用在了基础公用事业上〃。萨达姆政权借助对石油资源的垄断，方便地获得了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支配地位，文明和政治的发展于是就终止了。其次，这个政权无法找到成为国际体系中正常国家的途径，他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梦游者〃。这里的〃国际体系〃不只是指西方的霸权体系，事实上，萨达姆所破坏的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体系。萨达姆家族政权形成的独特文明有强烈的通过暴力解决阿拉伯世界内部争端的趋向。第三，美国最后诉诸暴力解决萨达姆的问题，同样显示了主导当前世界的文明体系存在着局限性。主权至上的国际体系在和平应对国境线以内的文明失败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同时，战后的伊拉克如果要长期依靠美国军队维持秩序，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不能提供和平地解决萨达姆之后伊拉克问题的办法，那么，美国文明也是失败的。目前中东地区极其猖獗的恐怖主义，电视和网站上不断播放的人质被砍头的画面，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文明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当然也是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约瑟夫·奈指出的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得到了体现。至今，〃９·１１〃之后美国宣布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如果战争的一方一直采取抓人质、在网站上发布恐怖攻击警告、邮寄碳疽菌、自杀性爆炸等形式，那么，美国能不能取得像一战、二战那样类型的胜利，就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不需要诺曼底登陆，也不需要攻占柏林，常规的军事力量根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