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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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放了我，我答应以后一定洗手不干。我一定给禁烟局效力。”
曼娘问她：“你不恨日本人吗？”
“我恨所有的日本人。我也恨跟我一起干的所有那些人——中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外国人。”
立夫问：“你哥哥在哪儿？”
“他在大连，也是干这种事。他还能干什么？”
阿非说他父亲要见素云。
素云问：“干什么？”
“他想跟你说话。他病得很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费这么大力气把你带到家来。也许是你的好运气。”
阿非只要警卫、木兰、莫愁，一同跟着到父亲屋里去。警卫留在屋子外面，心里很纳闷儿。
姚老先生正躺在床上。暮春的太阳从窗子外面照射进来，把影子照在姚老先生脸上的皱纹上。
姚老先生说：“请坐。”
素云说：“我不敢。”
姚老先生又说：“我说你坐下。” 他开始说：“你是我的一个远亲。我不知道你愿不愿听我这个不久于人世的老人说几句话。你这件案子赶巧由我儿子办。你赶巧被他抓住了。这是天意，不是人的意思。我告诉过我儿子，我们家的人不能杀人。我要告诉他，把这件案子要尽量从宽办理。”
素云说：“多谢，老伯。”
“听我这个老人的话。记得这个寓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界上什么是福？什么是祸？焉知你今天被捕不是你的福气呢？”
素云说：“老伯，我听不懂您的意思。”
“阿非若是放了你，以后一切全在你个人了……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日本之间，大战就要发生了。等一打起仗来，要记住，你可是个中国人。”
老人家停下来，眼睛甚至连看都没看素云。
姚老先生说：“好吧，再见。”眼睛也没转过来看她。
大家静静地走出屋来。
警卫和陈三把素云带到囚车上，阿非下令不再蒙起素云的眼睛。阿非现在要安排释放素云这件事，程序上是很困难的。他仔细研究素云的案子，把这个案子叫局里同事们办，请求他们从宽办理，因为这是老父死前的嘱托。因为这可能是北平第一个中国人制造毒品要处死刑的案件，局中委员愿意慎重处理。阿非要准备一篇详细的报告，在报告中要尽量低估货品的总量，并且说逮捕时人犯毫无抵抗，并且说突检的房子完全是中国的住房，与日本人毫无关系，与日本人勾结一款，于本案并不适用。最后他陈明犯人表示悔罪，并愿向禁烟局捐出五十万元推动禁烟运动，最后姑念罪犯由于情势所迫，并非怙恶不悛，请从宽处理。
数周之后南京方面的决定到达，素云被判开释。
一天晚上，姚老先生在睡眠中逝世。这是自然之死，身体元力渐渐耗尽了。最后几天，他的食欲渐减，直到连稀饭也不能吃，后来连水也不能喝。看来是显然死去好久之后，他微弱的脉搏还在跳，而且眼睛并不闭上。这真是道家的仙逝。
现在，他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在床边有的立着，有的跪着。大家一齐哭泣，为他沐浴，更衣，依礼抬入棺木中入殉。阿非向局里请假，依礼治丧。阿非把陈三留在局里办公，因为陈三是姚老先生的远亲。木兰，莫愁，和两位女婿换上白孝服，曼娘和暗香依礼穿蓝孝服。
丧礼举行两周。傅增湘夫妇已返回原籍，宝芬的父母全力帮着办理这场隆重的丧事。美国小姐董娜秀，因为是画家，早已成为宝芬的至交，她也前来吊唁，华太太和老画家齐白石也来帮忙。阿非是孝子，不能来注意诸多琐事，只能由两位姐夫帮着料理。
不过立夫仍然进行他的走私调查。逮捕了素云，他对贩毒情形得到了深切的了解，远非其他情形之下所获得的了解可以比拟。阿非虽然悲伤，但仍然和立夫讨论案件，因为老父之去世，早已在意料之中。阿非所提供立夫的，一是直接的消息资料，一是官方的报告，所有海关的报告，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英国人调查员米如·赖斯特小姐的报告，尤其英国人的这份报告所描写的真实情形，使全世界为之轰动。阿非也告诉他，天津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已经做了贩毒调查，发现贩毒组织其蔓延之广，实令人憎恶，令人恐惧，只好把此一报告压下，不予发表。立夫看起英文来还感觉吃力，若想翻译得精确，还要问阿非。立夫常常挖苦留英的那些“绅士”的矜持造作的态度，这就使他和阿非始终有点儿格格不入，不能打成一片。但是现在第一次彼此渐渐了解，立夫把他自己对留英学生的偏见，也多少克服了几分。
在天津，一个外国医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个中国小学旁边，向一个小贩买了些糖果，化验的结果，证明那糖果里有麻醉剂。立夫对这件事特别注意。
立夫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阿非说：“我可以证实这个报告是千真万确的。近学校也好，不近学校也好，这与贩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批发或是零卖，即便在最讲究的住宅区，也是如此。贩毒的人何必为一个学校搬家呢？”
立夫喊道：“这就是‘亚洲新秩序’吗？”阿非听见立夫骂，是用绅士所不肯用的脏话骂。
立夫决定再到天津去，他和阿瑄商量好，他化起装来，阿瑄带他穿过日本租界。立夫会日文，对他的调查工作很有利。
他们看见一家一家的商店，在现代钢筋水泥的洋房子里，叫做“洋行”，门上把日本国旗挂得很明显。他们进了那些房子，发现里面除去毒品，没有别的货物。在一条街上，他们看见有十几家这种洋行。他们又走进别的街道，他们看见似乎是住宅，阿瑄告诉他那是制毒工厂和大宗批发商行地区。正在日本领事警察局后面，在旭街接连东马路时，连隐藏也是多余的，只见一个低级吸毒窟，衣衫褴褛的赤贫人在那儿出出入入。
立夫看那些人类中的堕落渣滓，实在不忍心，转身走开。
“您要不要看还好一点儿的——高级的？还是中级的？”
“带我到个中级的地方儿去看看。”
他们坐了一辆洋车，到了一栋房子，立夫一进去，令人作呕的气味袭人鼻孔。屋里很黑，在坐榻上不是站着躺着的，就是坐着的，姿势不同，都是瘾君子，有中国和高丽女招待陪伴。 一个女招待问他们：“抽呢？还是扎？”
阿瑄指着立夫说：“我这位朋友刚刚学。”又转身对立夫说：“有三种方法用这种毒品。‘抽’是把烟抽下去，‘扎’是注射进去，注射的是古柯碱，或是吗啡。第三种办法是用鼻子闻，瘾头大的才闻。”
阿瑄说：“给我拿五毛钱的白面儿。”
女招待把他俩带到一个坐榻上去。一个中国女招待拿来了一小包海洛因，是放在一张特别的纸上，另外有半盒儿洋火。
阿瑄对站在一旁望的女招待说：“我只是让我朋友看看怎么抽。”
那个女招待微微一笑说：“我教给他看看好不好？”
立夫回答说：“不必麻烦了。”女招待走开。
“在高级的地方儿，那些女招待还操副业，只要您肯花钱。您和那个小姐关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您不叫，没有人进去。”
现在这是半敞开的屋子，客人叫时，女招待就前去伺候。阿瑄指着一个仰身躺着的男人说：“看那边儿那个人，他正打飞机呢。”那个人把一卷纸放在一根香烟上，那个纸卷儿里有白面儿，在下面仰着脸抽。有人用一根小管子，就是把一支毛笔管儿，插进一个大竹子节儿里。别人坐在床上，用火柴在锡箔下点着，锡箔上有白面儿，等受热的白面儿冒出紫蓝的烟，就用管儿往肚子里吸。
阿瑄说：“那叫‘哈’，嘴往里抽气。”
有几个新主顾进来，一个男的，才十八九岁的光景。一个男招待走过去，显然是知道他要什么，那个青年把衬衫拉起来。
阿瑄说：“注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静脉注射，一种是皮下注射。你看那个小伙子背上有好多针眼儿。最坏的时候儿，皮肤会因传染而腐烂。静脉注射没有这种毛病，但是太危险。有静脉注射后当场毙命的。所以有瘾的人大都喜欢皮下注射。”
立夫回到北京，准备一篇报告。除去海关的报告之外，中文在这个专题上完备的著作还没有，所以立夫要采用好多外国资料。
他写的文字里有：“天津日本租界是世界海洛因的大本营。是日本、大连、沈阳、朝鲜的鸦片输往南北美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工厂设在唐山。仅止在张家口的一家日本工厂，即日产海洛因五十公斤，也就是全世界合法需要量的十五倍。司徒·福乐（Stuart Fuller）在他为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上说：‘日本势力在东方进展所及之处，与之同时共进者为何？贩毒。’他把东北和热河的贩毒情形描写为‘令人战栗’。根据日本报纸，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是由朝鲜总督指挥下的专卖局长细心计划管理进行的。鸦片制造商公会，由政府给与津贴，对公卖局负责指导种植鸦片，借款与种植鸦片者，并负责鸦片原料的运交工作。”
在他那篇报告的结尾，他写道：“禁毒和消灭走私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军事当局和治外法权。如果远东之情形如此，而日本竟要求世界承认，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这是一个友邦的政策，则中国应当多要敌国而少要友邦。如果这是亚洲的新秩序，则所有人类的良心应当要求返回于原始野蛮时代的旧秩序，那倒不失为一个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天津转日本租界是中国政体上一个毒瘤，是日本荣誉上的一个污点，是全世界公众健康的一个威胁，应当自地球表面上扫除之。”
姚老先生的丧礼办得很隆重，很冠冕。自从他出外十年归来之后，邻居都称他为“老神仙”，他的丧礼也称之为老神仙的丧礼，当然文词上有点儿矛盾不符。除去宝芬家的旗人和这个茶商巨子的老朋友之外，还有好多年轻一代的亲友。由于阿非的工作的性质，他在官场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北平市政府好多代表来参加送殡，送殡的行列达一里长。那时洋鼓洋号的音乐队应用在丧礼上已经流行，所以有若干个团体送了两队。姚老先生生前吩咐过不要和尚念经。不过西山一个庙里的和尚坚持来致敬。这实在不好拒绝，阿非只好接受，但是只请他们送殡。结果是新旧混合，有点儿古怪，因为和尚的脸和袈裟是黑黝黝的，职业乐队的肩章和制服非常鲜明，吹奏着柴科夫斯基的丧葬进行曲，两者对照，很不协调。
木兰自杭州北上之时，在一个火车站上看见两个军乐队，由两个官员送的，来欢送一个省主席。火车一开动，两个乐队同时奏乐，成为滑稽可笑的杂奏。所以她让阿非告诉两个乐队，他们要自己协调好，不要同时演奏，而且不可以那个刚一奏完，这个就接起来。
丧礼给木兰莫愁一个机会，重见一次以前的亲戚朋友。那些人之中，有素丹，现在是个寡妇，桂姐和两个女儿爱莲，丽莲，两个人似乎婚姻很如意，派头儿很时髦儿。黛云的母亲也来参加。她丈夫已经去世，她说女儿在苏州又坐监，是在去参加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途中被捕的。
阿瑄特别请假回家参加丧礼，虽然他不是姚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