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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市委书记在上任时失踪-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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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的尤滨建。高高的个子,四方脸,50岁上下,那梳理得整齐的头发里出现一缕缕白发,走起路来倒有些官架子。晃而晃,摇而摇的。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点他的名,当然不是好兆头。心里一阵慌张,面色苍白,尴尬地站在那里。自从他到沂南县当组织部长以来,他觉得自己犹如天空中又添了他这样一颗灿烂的星星。呼风唤雨,春风得意。大小官员只要见到他总是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没有人敢怠慢他半点。此刻,他感到自己是什么,是囚犯!是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来的小学生!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了。他无地自容地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汗珠从背上、头上泉涌般地冒出来。
  管也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换了一种口气说:“坐下,我是说的一种现象,在沂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待老百姓去评说。现在还有一种怪现象,请在座抽烟的同志把香烟都拿出来,放到会议桌上。”会场上顿时紧张得空气都凝固了,有的人偷偷看着旁边的人。这时管也平的目光从左边第一个人开始,慢慢地扫过去,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右边最后一个人身上时,他站起来了,没有说话,那封一般的目光看着这些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们。人们开始以为这位书记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动真格的。可是被这冷峻的目光扫一遍,大部分人开始拿香烟了。有的人打开皮包,有的人掏口袋,接着把香烟送到会议桌上。管也平从口袋里取出那半包烟,也放到桌上,说:“请我们省市抽烟的同志也把香烟放到桌子上。”他说着慢慢地走过去。摆在桌上的香烟品种并不多,管也平拿着手里自己那半包“红梅”牌香烟说:“各位,我这个市委书记好丢人哪!可这红梅香烟,五块钱一包,我这还是为了应酬客人才买的好烟。请大家看看这桌子上的香烟,我们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同志抽的是上海的软盒牡丹,每包三块六毛钱。其余同志最好的烟和我一样,是我们心中的好烟红梅牌。就这样如果我们每天抽一包,每个月是150元钱。而我们沂南县的领导们呢?大家看,几乎清一色的‘玉溪’和‘中华’牌的。这两种烟多少钱一包?”管也平停住了,在会场上反复看着。
  会场上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几乎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管也平走到尤滨建面前,他突然停住了,猛回过头,大声说:“尤副书记,你说呢?”
  尤滨建尤如芒制在背,吓得全身颤抖着,过了好久,才慌慌张张地说:“二三十块钱吧!”
  管也平那双冒着火光的眼睛瞪着他说:“请准确点,难道你去买烟不问价格就买了!”
  尤滨建更慌了,说:“我记不清了……”
  管也平回到座位上,他没有坐,指着这些高档的香烟说:“这些高档香烟,谁是自己亲手买的,站起来?”
  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却没有一个站起来。管也平又说:“有的人千方百计给自己这种公款消费以合法的外衣,说什么抽点好烟,喝点好酒算什么。岂不荒唐!据我所知玉溪香烟一般都是350元一条,中华香烟也是350元一条,软包更贵。你们抽烟的人每月最少要三条,就得一千元出头,你们每个月工资多少?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送的,要么就是花公款买的,要么就是有求于你的那些人自己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买的。你们真的好狠心唷!好了,不说这个小插曲了,请把各自的香烟拿走吧!“会场上的人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一个人去桌子上拿香烟。
  这些高档香烟仍然放在那里。
  这时管也平拿起自己那半包红梅香烟,对大家说:“谁愿意抽我这低档香烟的,自己动手!”他自己点了一支香烟,说:“黄友仁干什么走了?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刚刚上任几天的公安局长,驾驶轿车,带上几十万元钱,还有手枪,逃跑了!你们组织部是怎样选拔干部的?你们常委会又是怎么讨论的?人大是怎么通过的?我并不是在批评大家。工作到底怎么样,沂南县的100多万老百姓将会给一个结论的。好了,我说了一堆闲话,现在说正题。今天的会议两项内容:第一,免去汪登生同志县委书记职务;第二,兰晓平同志代理沂南县委书记。”管也平指指坐在旁边的兰晓平。他又说:“我不喜欢听那些慷慨激昂的誓言,我要看实际行动。现在汪登生已经不是沂南县委书记,县委的工作由兰晓平同志负责。”
  这突如其来的震天的消息,太让在座的各位吃惊了!这么大的事事先连半点都无人知晓,而汪登生更是惊慌无比。刚刚和管也平谈了半小时的话,他只顾回忆自己的不幸的身世,竟然不探听领导口气。在他政治生涯中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免职之前上级都是要做一番工作的,尤其是他目前的处境。可是连日来发生了一系列令他无法分辨的事:黄友仁在任乡党委书记时,把市委书记管也平铐起来,关了一夜;他调县公安局当局长,刚上任又把省纪委三位领导铐了30多个小时;现在竟然又驾车逃跑!他把这一切怨恨全都集中在黄友仁身上了,以为省市领导出于上述两个原因,借机整他。因此,心中愤愤不平。会场上有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著,管也平大声说:“大家感到意外,是吗?如果你想想近年来你们身边发生的事,你们就不会觉得意外了。新四乡龙沟村那个叫陶广明的农民被打伤,女儿告状,你们信访局去轿车把人带回,却不管姑娘的死活,半路把人从轿车里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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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人干的事?要从严处理、查办!简直是无法无天,你们吃的是国家的俸禄,却不给老百姓办事?你这里是独立王国?在这里我还要提醒有关同志,过去做错了事,甚至有了较大的问题,只要积极主动向组织上讲清讲明白,相信组织上会正确对待的。不要自作聪明,比如说订立攻守同盟,相互通气,相互包庇等等。当然,我们是相信同志们的。如果有的同志需要谈问题的,我们在座的省纪委三位领导可以谈,市里的葛运成书记,高亦健副检察长,还有新上任的代理县委书记兰晓平都可以谈。有人想和我谈也可以。“会议结束了,四套班子个个提心吊胆地低着头,悄悄地走了。尤滨建夹在人群中,汗颜无地地溜出会场。没有人敢提出宴请省市领导。这在沂南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会议一结束,汪登生刚回到他的单人宿舍,这是他到任后县政府特地为他兴建的“招待所”宿舍,地点在县人武部招待所旁边。一个二层小楼,前面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精心设置了一个很别置的小水池,里面有假山,翠竹,喷泉。前面有一个大门,轿车可以开到院内,停在假山分。小楼旁边还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书记可以悄悄地从小门出人。一日三餐,除了宴请,陪客之外,书记如需单独用餐,人武部招待所设有专门一个小餐厅,只有书记使用,主要是用于书记私人宴请,小吃。
  汪登生进了宿舍,他像霜打似的躺在沙发上。手机响了,他慌忙打开手机,传来县政协主席兼县粮食局长侯希光的声音:“汪书记吗?我是侯希光,我马上派车来接你,我们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边吃边谈好吗?”
  汪登生犹豫了一会说:“老侯,现在不行,大白天,目标太大。晚上7点,你把车子开到我的后门,不要进大门,在后墙外等我。好,再见!”
  中午吃了饭,兰晓平已经安排把省市所有办案人员住到县水利局招待所。整个招待所不对外接待客人。办案人员按业务各住一层,服务人员重新作了调整,三名厨师负责一日三餐。空房间留作机动使用。这一切安排好后,他立即单独接触县委、县政府领导,了解情况,进入角色,抓好全县主要工作。
  下午,管也平正准备和葛运成、高亦健以及省纪委三位同志谈谈近几天的情况。突然汪登生来了,他还要和管也平单独谈谈。管也千只好对葛运成说:“你们立即商量把抽调来的人员分组。我的意见是:重要嫌疑人物,设专案小组,每组3人。此外,重要经济部门设专案组,由审计人员组成。干部人事部门再指定2~3人专案组。每组指定组长,严格保密制度。你和肖克俭同志为总指挥,省纪委两位处长、老高为副总指挥。你们看怎么样?”
  葛运成说:“好,这个意见很好,我们马上去具体落实。”
  管也平回到房间,汪登生还在闷着抽香烟,见管也平进屋,他慌忙站起来,面色变得铁灰。管也平和他握着手说:“请坐。
  怎么,感到有些大突然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你应该相信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工作受到影响,也是为了对你和老百姓负责。只要你在任期间成绩是主要的,相信市委会公正对待你的。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也是需要你配合的,你一定要积极配合。像黄友仁,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后果只能由他自己负!“汪登生苦着脸说:”我一定按照管书记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自己。但是,管书记,像沂南这样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穷县,总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的。当然我作为县委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
  管也平说:“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大部分群众。”他突然转了话题说:“我们接着把上午没有讲完的话题再讲下去,不要整天总钻在官这个圈子里。人不要总是自寻烦恼,要自找乐趣。”
  转了话题,汪登生也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管也平问:“你记得你家在什么地方吗?”
  汪登生说:“这些年来,我养父也不知问过我多少次,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到底是在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
  所以尽管我的养父千方百计地努力,我长大后也想尽种种办法都无法找到我的家,当然也就无法找到我的母亲和弟弟。“管也平又问:”你记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汪登生说:“我的养父把我救过来之后,看我哭着要找妈妈,问爹叫什么名字,那时我很小,大概是家乡话的原因,他们无法辨清到底姓什么。我记得农村很少叫他名字,我印象当中人家都叫我父亲为‘关大爷’。”
  管也平心里在重复着关大爷,关大爷,他回忆着家乡的方言,马良集虽属安徽边境,但总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他当然会说家乡话,心里默默地反复重复着“关”、“管”、“关”,突然他心里豁然开朗了,他老家那里的方言把管读成“关”。于是又问:“那你妈妈姓什么?”
  汪登生摇摇头,深思着,在他幼年的记忆中,人们都称他妈妈为“他大娘”,所以他无法记起母亲姓什么!
  管也平又问:“你弟弟叫什么?”
  汪登生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弟弟叫小冬子,因为全家整日都这样叫他。”
  管也平又问:“哪个小冬?”
  汪登生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想想,不是东西南北的‘东’,就是冬天的‘冬’。不过我弟弟应该是冬天生的,也许是冬天的冬吧!”
  管也平点点头,没有再问什么,汪登生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他为什么追问得这么细?为什么一谈起他的身世他就这样感兴趣?他立即又想,也许这是领导关心人的一种工作方法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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