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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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点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感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国，当时她是28个被精选出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含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子又给戴上了高干子弟的光环。“先是我妈的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操场广播里毛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牛。那时我妈能出国，我就让她给带点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1974年到美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含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子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宠爱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高干子弟”又一下子变成“可教育好子女”，28个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美国买的《福尔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交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美国回来时候正是春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做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点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性。
我妈妈的惊喜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我妈会说什么，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花了二十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一会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阴阳头，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干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九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校学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后才知道，我妈妈是走后门把我塞进去的。那年招生没有东城区，也不招我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后一个惊喜是我插错班了，比别人都小一岁，跳了一年级。这样一来学校里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在附校的时候，我妈妈被调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场的大喇叭里面听见我妈妈的名字，总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在场的人名单里有她。这种广播越来越多，我的老师们开始对我越来越好，他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总免不了问一句：“你妈怎么样啦？”我为我妈感到无比的骄傲，自己也觉得不再是臭知识分子的孩子，而有点高干子弟的感觉。
就在我还沉醉在当高干子弟的喜悦时候，我妈妈又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国。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外交部了。那时候我十六岁。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妈妈，每次我刚开始熟悉一个环境，好日子刚开始，她就把我扔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就要从头来起。
而今天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妈妈那么狠心教育我，我绝对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度过后来的风风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我，而我妈妈最倒霉，她给我一个机会去培养独立的性格，后来就独立得不回家了。
我妈妈至今还是能够永远给我惊喜。正当我认为她太怀旧，写的东西太多别人，太少自己，不够自我，她就在和陈鲁豫一个多钟头的采访里说：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紧接着又写了一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40岁了，看了我妈妈给我写的文章我特别感动，我又一次为我妈妈骄傲。
妈妈说洪晃（上）
大家都说妞妞（洪晃）和我不大像一对母女，因为我们俩都有点“没大没小”。我出书，洪晃对我的责任编辑说：“我妈的书，最好先交给我加点工。我给她加点糖、醋、胡椒面，就好看了。”她打电话来求我办事，我说：“你也有求我的时候，谈个条件吧！起码请我吃意大利餐，麻烦的事就请我乘一次地中海游船吧！”当然，结果是我的书从未让她“加工”，我帮了忙也没能乘地中海游船，意大利餐倒是有过几次。
这一次，她要我为她的书写一篇文章，我得意地问她：“你就不怕我发泄积怨，在文章里骂你？”她说：“不怕！反正你不敢骂我‘王八蛋’，也不敢骂我娘。”她又赢了，我当然不敢！
我和妞妞也许更像一对母女朋友。平时我很少见到她，她永远在忙！我不愿意让一个“老妈”成为她的羁绊。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牵挂，当然是我对她的牵挂更多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在彼此的身边。
我和洪晃的“朋友”基础大概是“求同存异”吧。应当说，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有共同点。譬如说，她办的那两本刊物我就很喜欢，这反映了我们对生活情趣、时尚爱好的共同点。她的《世界都市》虽然面对的是年轻女性白领阶层，但是对于生活格调的欣赏和追求，我想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有时候，我把《世界都市》送给我的同龄人朋友，她们往往会说：“这是给年轻人看的，回去给我女儿。”我感叹中国的老年人（其实很多人在西方世界只认为是中年），包括众多知识界人士，大概直至今日都过早地把自己与社会时尚隔离，远离五光十色的时髦，进入一个色彩黯淡、情趣单调的世界，所以与《世界都市》这一类的时尚刊物就绝缘了。而我却感觉这类读物使我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更加贴近了现代生活，从心理上消除了年龄的距离。我有时在机场候机忘了带阅读的东西，就会随手从机场书摊上买一本杂志，而旅途中最适合的是这一类休闲时尚刊物。因为《世界都市》是洪晃办的，所以我就常常“爱屋及乌”，在众多类似的刊物中买一本《世界都市》。我很喜欢它的简洁、典雅及艳丽。
后来，洪晃又出了一本小小的刊物《乐》。我特别喜欢。听她说《乐》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每当我邀朋友共餐，我常常会从《乐》上寻找适当的饭店。
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妞妞所办刊物的经常读者。不过想当初，她初办刊物时，我却是持极为疑虑态度的。对于她十多年来不断变换工作和职业，我一直很为她担心，也不理解她的“随心所欲”。看看周围一些熟人的子女或是洪晃的与她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她）们都“事业有成”，不是跨国公司的中国总裁就是亚洲CEO，或是著名跨国律师行的律师。可是洪晃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德国大公司的中国总裁，拿着不菲的年薪，享受着优越的生活福利和工作环境，那时她还不到三十岁，真是“前途无量”！谁知她突然厌倦了这种高级打工仔的生活，毅然决然辞去职务，另辟自己的小径。她做过猎头人公司，又同朋友参股投资咨询公司至今。后来她又开始搞刊物，但是当“。com”公司兴起时，她又同在美国的投资合伙人一起办起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网络公司。那时我好奇地去看看她的公司，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员工大约有三百多人，有一间大房间里隔成了八十多个小格子，一人一个电脑。我弄不懂他们都在干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对着一个电脑屏幕发愣。洪晃招募了一批网络精英，她谈起网络来，头头是道，好像她原来学的专业就是IT。这一点，我真的挺服她的，洪晃学什么会什么，还很快。作为一个外行，她居然能领导一批网络精英，这不仅仅靠资金，她能很快进入并且适应一个崭新的领域。
好景不长！“。com”的泡沫到来时，洪晃当机立断，开始缩小规模，大批裁员。那些“精英”们又被她一个个辞退了。对于我这个终身服从组织分配，一生为党和国家服务的老干部看来，这实在几近残酷。我问她怎么好这样天天裁员，他（她）们找不到新的工作怎么办？她说我的观念太陈旧了，市场的竞争就是残酷的。网络公司收缩之后，洪晃专心致志办她的刊物。我又不满意，告诫她这刊物的事很难办。尤其在中国，这种事业涉及思想意识领域，弄不好要犯错误，惹麻烦。可是洪晃还是按着她的性子去做，眼看着她把《世界都市》做得越来越精彩。我开始下意识地帮她“查摊”。每到一处书摊，总要问问有没有《世界都市》，每到一个饭店，看看有没有《乐》。
当然，正如我所料，办刊物的艰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年洪晃开始出现眼袋，也常显疲惫。毕竟我是当妈的，真的很心疼她，但又帮不上忙，只能弄点上等西洋参给她。她肯定没有把她办刊物吃的全部苦头告诉我。但有一次，她原来约定同我吃饭，却匆匆去了上海。后来知道她在上海的发行部被什么文化工商部门莫名其妙地抄了，刊物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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