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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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晚到10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马上排队，跑得满身大汗，却被逼的脱光衣服赤身卧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冻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劲拉，看到中国人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哈哈大笑。然后再视其“情绪”，不高兴时再扔几个中国人进冰窟窿。这就叫“冰炸肉油条”。
　　“听收音机”，这是驻饶阳日本人的“乐趣”，他们把人抓来活埋，土一过胸，人透不过气，难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爱听这人临死前的呻吟声，说这是“听收音机”。“五马分尸”，这是驻高阳北归还村据点日本骑兵的“高招”。他们在小连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两人，探问我军伤员的事。两人至死不说。于是日本人把王洪卓双脚、两手、头用绳子绑上，五马分尸了。王自成眼睛精灵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双眼。“拉蛤蚂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弯着腰刺刀紧接肚子，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引线。人体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又被扯断爆炸。“滚毛驴”。大冬天让人脱光衣取用冷水从四面浇，浇得人在地上打滚。“人造自来泉”。一位游击小组长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胀，然后使其仰卧，用板子一压，水从口中喷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来泉”。“睡钉床”。在一木板上满钉铁钉，尖头朝上，把人放在上头用鞭子抽，钉子入肉，鲜血淋淋。“活闷人”。把人的脖子齐着板凳一头，脑袋向下仰垂着，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绳，又弄来几桶水，放在他们的头下边，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头便浸入水桶中，一会儿便把人憋晕。如不想让你死，把板凳一放，人头又出来了。“火烧”。从村里弄来些糊窗户纸，塞到人裤裆里点火烧。
　　…………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冀中的老人们说。
　　冀中的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见了远房嫂子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不明白怎么这么一个活泼爱笑的人，却照得如此呆板。远房嫂子说：“那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还顾的笑？”孙犁一细看才发现，这是张从“良民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反光，还有半个“验讫”的戳记。
　　“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远房嫂子说。
　　亡国奴，怎么笑得出来？孙犁还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位叫浅花的妇女要生孩子，地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能到地道里去生。浅花笑着说：“那不成耗子了？”后来，她在地道里产下一个女婴。除了浅花，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亡国奴，哭都没有人听！
　　在物质生活贫困，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觉得十分压抑，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听见咱们的队伍打了胜仗，都高兴得流泪，烧香磕头，说“　八路军可回来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处境悲惨的群众在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中，宗教势力又抬头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点解脱。当年在之光县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剑华老人说：“在1943年，一贯道盛行一时，各村都在设‘坛’，坛主都是由地主、富农分子担任……每个道徒交费两元钱，坛主欺骗群众，对女道徒的不轨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过，冀中毕竟是老根据地，百姓们都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民族意识很强烈。真正沉迷于宗教的是少数人，真正认贼为父的更是极少数人。百姓们看见汉奸们神气活现，看见日本人为所欲为，心里觉得憋气，一有机会，这股怒气就要冒出来。
　　冯亚钧是安国县伍仁桥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理发手艺人，30多岁。“五一”大“扫荡”以来，他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心里气得慌，老想着哪天杀个鬼子报仇。这个镇子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里头有个伍长，叫皇代子，20多岁，罗圈腿，矮个子，比三八枪高不了多少，可杀起中国人来却最凶狠。据说因他杀中国人有“功”，还特许他每年回国探亲一次。1943年8月的一天，正逢集日。许多百姓都来赶集。皇代子脚穿一双日本木板鞋，下头穿着条女人的花裤子，在集市上乱窜，看见喜欢的东西，就过去要“新交新交”，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在集上转了一圈，皇代子手里提着只大公鸡，嘴里还啃着个猪蹄，又跑来找冯亚钧剃头。冯亚钧一看这家伙满嘴酒气，东倒西歪，心中暗喜，边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太乱，到大乡公所去理吧。”“哟西”皇代子很满意地回答，到了乡公所，找了个清静地，冯亚钧一边给他剃头，一边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夸冯的手艺好，冯亚钧顺口说了句：“今天会更好。”右手一使劲，剃头刀把皇代子的脖子都割断了一半，一声没吭就一命呜呼了。外头伪大乡宋乡长，拎着水壶还正要给皇军送水，一推门，蓦地瞧见皇代子像头死猪似地躺在地上，冯亚钧正在脱身上衣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说：“你这宝刀又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可你该早说一声，咱好准备，是信不过咱怎地？”冯亚钧忙说：“要信不过还到这儿来宰他？”说着挑起理发担子，说声：“那东西和以后的事，就请你们处理吧。”然后大步流星出了门，投安国游击队去了。这边宋乡长找把菜刀，“咔嚓”一声，把皇代子的头砍下来，然后找鬼子报丧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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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4）
王景希，是定县东旺村一个普通农民，20多岁，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村里人都说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东旺村和相邻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据点，驻扎在这两个据点的日军，属一个小队的建制，经常三三两两，甚至单个，从这村到那村，互相串门。王景希瞧在眼里，心想要有支枪多好，乘机可以干一家伙。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干部跑到王景希家，老两口忙不迭地烧水做饭，放风瞭哨。这位干部吃罢饭，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随身带的一把托盒手枪，就压在枕头底下。起晌的时候，李村店据点的一个鬼子，扛着挺轻机枪，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到东旺村炮楼来看老乡。在村边耕地的王景希瞅见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鬼子下午准还得回李村店据点去。心里一下子“咚咚”跳起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悄悄回到家，从枕头底下抽出枪掖在腰里，又拿起耪地的家伙，来到村南红薯地，面朝着炮楼的方向，一边装着耪地，一边留神观察。
　　太阳平西的时候，那个鬼子果然扛着机枪，从东旺村炮楼里出来，回李村店据点去。这家伙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日本小调，根本没注意村边地里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从没打过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来愈厉害，一下子蹿上去，抽出枪对准鬼子，喊道：“别动。”那鬼子一下吓愣了，然后扔下枪，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没追他，满心欢喜地扛起机枪，跑回家中。
　　这会子家里正翻了天，那位干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个人，正满头大汗地找枪呢。正在着急，忽见王景希一脸高兴地跑进来，把挺机枪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枪往炕上一扔，说：“还给你的枪，你认识这两条腿的家伙是什么？”老两口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