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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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的百姓们拿起了枪
“定期的操练”，这话透着对鬼子的藐视和乐观的精神，不过，这也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觉得鬼子“扫荡”
大不了就这么回事，雨过地皮湿，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而就容易麻木和松弛，紧张不起来。对敌人的新花招、新动向，也变得不是那么敏感了。杀人、放火，都见识过了，还能怎么着？■“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说到“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不能不说到当时公开宣传的一个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当时似乎有不同的“版本”，一位当年在冀中军区机关报——《前线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说：“1942年1月，《前线报》着重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小日本’的号召。在国际方面，着重报道了莫斯科前线传来的苏联红军大反攻的胜利消息，以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对这个口号怎么看呢？当年任冀中军区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认为这个口号与冀中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准备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五一’大扫荡以前从上面来了一个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一下来，党政军民都很高兴，家喻户晓，人人知道。‘五一’大‘扫荡’前，人们也知道大的‘扫荡’要来了，但也认为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一个月或几个月；对反‘扫荡’有所准备，但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敌人‘扫荡’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因而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够充分。”
当年任七分区参谋长的苏锦章，也很明确地指出：“自从‘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提出后，一方面对部队起到一些鼓舞作用；另一方面部队中也相当普遍地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
听一些老人讲，因为越是基层传达得越晚，直到“五一”大“扫荡”前夕，也就是1942年4月中、下旬，他们疏散到下面村子时，有的地方还在传达这个口号。于是不少人自然会想，既然明年就要打败小日本，那么今年虽说要大“扫荡”，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蹦不了多高了。公允地讲，这个口号虽说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也有振奋人心的一面。正如有人所评价的：“1942年初，苏联对德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曾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冀中军区路东、路西所有单位对这个政治口号也广泛宣传，人心振奋。但对日寇向冀中可能发动更残酷的进攻，放松了警惕与准备。”
1942年春节，吕正操在冀中和群众一起会餐“五一”大“扫荡”过后，有人又想起了这个口号，不禁发牢骚说：“明年？明年？不知道哪个明年？”且“不论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耐心解释，由于与战士、工人的亲身经验相距太远，也不能奏效，”或许正因这个口号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个口号的怀疑和批评，做了一些解释，他说：1942年，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速胜论”。什么“速胜”！六个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实际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同这个口号所提的时间，相差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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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4）
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口号，一方面，应该肯定这个口号对于振奋人心，坚持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无需讳言，这个口号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聂荣臻讲当年提出这个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也是为胜利做准备。的确是看得很远的。但如果当时只是提醒领导干部注意多为胜利做准备，不要事到临头措手不及，而不要公开宣传，以免给群众造成胜利就在眼前的错觉，就更理想了。因为从那一年到抗战胜利，毕竟还有着漫长的、艰难的三个年头。何况，也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会是很猖狂的。我从晋察冀去延安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聂荣臻是在1943年9月离开的晋察冀，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在1943年环境仍十分紧张、艰苦，就不用说1942年了。据说，在1941、1942这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两年，彭德怀在向干部、战士和百姓的讲话中，最爱引用毛泽东说的八个字：“咬紧牙关，渡过困难。”
有些冀中的老人说，当年要是宣传这个口号，那一定要好些，这当然是马后炮了。
如果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像是一片雾，遮住了一些人的眼睛，看不到敌情的严重；那么，在1942年初，还有一个消息，像是一阵风，刮得一些人轻飘飘的，似乎胜利即将到来。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王林的小说《腹地》中，是这样描述冀中的百姓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反应的：这天排练完毕，大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国梁从武委会风风火火地走来，打老远就向他手舞足蹈地嚷嚷道：“大刚哥，好消息！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一生气跟日本宣战啦！”
“啊，美国跟日本宣战啦？”
“对对，不信你亲自到武委会看看《号外》去吧！这一来，日本鬼子的兵力更分散，咱们大反攻的阶段就到啦！”
大刚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赶忙拄着拐杖往武委会走去。
武委会的大炕上挤满了小伙子，横三竖四地坐着、躺着、依着、倚着，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头，吵吵闹闹，笑声和嚷叫声简直把屋子抬了起来。大刚一拐杖闯进屋来，问道：“《号外》呢？”
小伙子们在炕上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半天才从一个人的屁股底下找到了那张《号外》，连忙递给大刚。大刚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怎么仍然是‘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难道还不到反攻阶段吗？”
姜振兴瞪圆眼珠子问：“什么？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啦，咱们还不到反攻阶段？！”大伙也七嘴八舌地叫道：“小日本已经成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咱们赶快反攻！”
…………
姜振兴放开嗓门过戏瘾，小伙子们都嚷嚷起来，有的挖苦他的破锣嗓子，有的哈哈大笑。屋子里一片欢乐，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大反攻即将开始、抗战胜利指日可待的幻想中。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号外》有可能是小说的虚构的话，那么1942年1月17日，冀中区党委发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则确凿无疑地是历史文献了。该指示声称：“在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时，敌必以大力巩固其后方，特别是处在其后方心腹的冀中。因此，冀中的环境将会更加残酷、更加困难。”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该指示又称“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将暂时不可能了。”这不能不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以至对敌情估计不足。
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两年日子虽苦，但人们精神却挺振奋，觉得挺有奔头，老人们说，当年年青人，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珍珠港什么的，上点岁数的人弄不那么明白，但都知道小鬼子又添了个对头，因而都挺高兴。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打了个“百团大战”，冀中的百姓们跟着队伍扒铁路、烧炮楼，直至1941年春，大伙都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很是振奋了一下子。1942年春，传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人们又振奋了一下子。
也许，生活愈是艰苦，人们就愈是需要看到一点希望吧。
■从游击区回到巩固根据地，“像是进了天堂”
虽说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不是那么充分，但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多次进行反“扫荡”动员，一再宣传要准备迎接敌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1942年春，吕正操在冀中滹沱河畔
——坚决压缩非战斗人员，本地人回家乡，外地人也动员他们找一切社会关系，先到民间去生活；
——注意保护领导机关，调一个主力团专门保护冀中领导机关；——坚壁物资，深藏一切暂时用不着的设备。
…………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5）
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九分区之光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刘剑华，因身体不好，领导安排他去中心区休养，他回忆说：“搭伴走路的人都爱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说起自己所在地区的抗日工作情况……说到敌人把之光县吞食完了，我们已基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觉得意外。”
其实，不要说“五一”大“扫荡”前，边缘区和中心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一个地区已打得鸡飞狗跳，相邻的地区却仍然十分平静。滹沱河北已是鸡犬不宁了，“而河南地区却异常平静”，对此，在当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小说《腹地》：天色大亮，汽车路东广阔的平原上好像是另一种世界，稀稀疏疏地散布着早起收拾青苗的农民。绿葱葱的树林，围绕着一个个村庄。村口照旧有儿童或者老头、妇女站岗查通行证，并且和颜悦色地要求每个过往行人朗诵和回答识字牌上的问话。大刚看到这景象，心里又是喜悦又是惊异：滹沱河北地区已经被敌人蚕食掉，汽车路西正在遭受敌人的疯狂烧杀，跟这一片土地相距不过几十里，仅仅是一条汽车路和一道滹沱河的分隔，竟是这样的不同，真令人不敢相信。是敌后根据地人民的麻痹，还是敌伪点线间的群众在反“扫荡”斗争中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