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厚朱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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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2）
在封建社会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家庭中特别受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活，怕专捉小孩的“鬼魂”将他的生命夺走，便以动物名为孩子取名。朱德的祖母给家中的三个孙子都取了乳名——阿牛、阿马、阿狗。“阿狗”就是朱德的乳名，按川北习俗，三兄弟有时也被称为“牛娃子”、“马娃子”和“狗娃子”。后来，朱德成为开国元勋后，回到家乡，还有老人讲：“哦！是那个狗娃子回来了！”
“狗娃子”朱德出生的那间房子是丁家财主用做存放粮食的库房，约有十几个平方米，四面墙全是木板，房间低矮、潮湿、昏暗，只有从东面板壁上一个不到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能透进一缕光线。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六口人，就挤住在这间仓房里。
朱德出生那年，朱世林虽然只有37岁，可脸上已爬满了皱纹，看上去像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但“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生母。朱德长得很像母亲。钟氏1858年出生，父亲名钟必顺，朴实厚道，是个吹唢呐的好手，遇有婚丧、生日等红白喜事，钟家的人被雇去吹奏，遇年节、赶场搭个简单的台子演几场老戏，唱几曲山乡小调，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钟氏的父亲在外，家中的农活劳动由母亲承担，母亲不仅操持屋内家务，而且田地农活样样在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这个务农兼卖艺的家庭中，钟氏从父辈那里听来了一些故事，学会唱山歌民歌，她嫁到朱家生儿育女，有时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在困苦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点情趣。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28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显露出苍老、憔悴。额头上、眼角边的皱纹记录着这位农村妇女的沧桑岁月。朱德曾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自己的母亲时说：“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浮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惠，充满了忧愁。”
钟氏先后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困苦，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6男2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
打从弟弟降生，失去吃奶资格的朱德就从母亲的怀里下地。朱德曾回忆说：“母亲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从没有工夫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上爬着长大的。”再稍大一点，会跑会跳了，就跟着哥哥们上山去捉小鸟，或到树底下去捕捉那映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树影。玩累了，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打个盹，起来再玩，玩累了再睡。穷苦人家，没钱买玩具，就自己到河边拣几个圆石头来玩弹球，或者摘几片树叶当哨吹。在大自然的沐浴下，童年的朱德竟然没有得过什么病，相反的却磨炼出一副健壮的体魄。幼小的朱德，就像琳琅山上那些葱绿、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茁壮成长。
朱德小的时候最喜欢捉鱼，他家门前有许多池塘，插秧时节放进鱼苗，很快，稻田里、水沟里到处是鱼。可只要一捉就遭到地方狗腿子的训斥。朱德憋了一肚子气，跟他们争辩说：“我家养的鱼为什么不准我捉？”临近春节时，水田里的鱼长得肥大了，地主派狗腿子用网打得干干净净。佃户人家只得忍气吞声，毫无办法。朱德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愤恨地说：“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鱼捉去呀！”
朱家的屋前屋后种满了各种果树。秋季，梨、枣、核桃和柿子挂满了枝头。祖父叫孩子们把这些果子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并嘱咐他们不准吃，全给地主家送去。可是，地主嫌少，还骂朱家偷吃了。朱德心想：为什么我们亲手采摘的水果，却叫地主家享用，明明是他们吃着我家的水果，反而骂我们是贼呢？他为此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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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3）
为了抚养众多的孩子，钟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白天在地里干活，种田、种菜、挑粪，回到家里要挑水、做饭、喂猪、养蚕，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一直到深夜。由于钟氏的勤劳、聪慧，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她做饭时，用菜籽油放在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里做调料，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钟氏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老二、老三接着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氏就是这样终日忙碌着。
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性情和蔼，从没有打骂过孩子，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扭扭”的纺线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每当母亲讲到穷苦人怎样受苦时，孩子们的眼睛里时常充满了泪花；每当母亲讲到有钱人为富不仁、欺负穷人时，孩子们又恨得攥紧小拳头。听着听着，孩子们困乏了，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抱回漆黑的小屋，纺车又继续“吱扭扭”地响了起来。
四五岁时，朱德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
钟氏心地善良，她自己虽然生活很苦，还周济和照顾其他穷苦的乡亲。谁家断了炊，谁家的婆娘生了病，她总是带着朱德去安慰一番，送去一点粮食糊口。有一年，南巴地区闹了灾，不少灾民外出逃荒。他们经过村子时，挨户乞讨。钟氏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瓜菜糊糊，让朱德送去。朱德从小耳濡目染，受着母亲的影响，他也常常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割草喂牛，帮助力气小的伙伴把柴草背回家……
后来，朱德离家参加革命，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只是后来在泸州期间与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然而，朱德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母亲，关注故乡的一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朱德从来山西投奔革命的外甥那里得知一些家里的情况后，非常挂念年迈的母亲。在抗日前线的山西洪洞县，他悄悄地写信向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龄求助：“……昨，邓辉林、###扬、刘万方随四十一军来晋……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二百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望你做到，复我。”
戴与龄接信后，才知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资助老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老同学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朱德家里。
这封信现存国家博物馆。片纸情深，满纸质朴的语言，饱含孩子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彰显出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坦荡胸襟。
钟氏在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但她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惟一之所求就是在余生之年能见上儿子一面，可因为当时正处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未能如愿。194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临终时，86岁高龄的钟氏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三儿朱德。
噩耗传到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号召，做母亲的要学习钟太夫人，做儿女的要学习朱德总司令。中共中央送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同挽：“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
祖籍广东韶关的“狗娃子”一辈子最大的遗憾（4）
此时，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动情地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然而，朱德很快将这种哀情埋入心底，转变成一股力量，把对母亲的爱上升为对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朱德一生的革命活动确实实践了这一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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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1）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曾回忆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1892年，朱德6岁那年，老人把他们兄弟3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400个铜钱。
药铺垭私塾离家不远，坐落在琳琅山的半山腰。从李家湾到这里，要走一段约三四里的山路，还要爬过一段陡山坡。朱德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
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为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三兄弟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田地的地主，朱德暗地称他为“丁阎王”。私塾先生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这个先生知识广博，对每个字、词、句解释得很清楚。朱德见家里花费钱财供自己上学，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朱家兄弟三人被安排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周围的同学就是那些少爷们。这些少爷们根本看不起朱德兄弟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甚至给他们起绰号，咒骂他们是“三条水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