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厚朱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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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朱德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和孙炳文决定，乘火车前往柏林。
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周恩来的住址，心情十分兴奋。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散。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朱德说明了来意，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周恩来边作自我介绍，边沏茶：“坐，快坐下来呀。慢慢说吧！”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他叫孙炳文，字濬明。”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原来，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般年龄的。
很快，谈话转入正题。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期间，孙炳文也表示想加入共产党。
朱德全部讲完后，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略加思忖，抬起头来，两道浓眉一挑，说，“大哥，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
吃过饭，周恩来问清朱德、孙炳文他们居住的地方，表示有关入党的事，还要继续交流，并最终要征得张申府的同意。在接下来的6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通过交流，周恩来发现自己与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欢兰花和音乐，他们也交流对贝多芬音乐的感悟。周恩来对朱德有了好感，周恩来所交的朋友都是具备了共同的特点：乐观、热爱生活、不虚言假语的，实实在在的性格。
周恩来对朱德、孙炳文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几乎都热泪盈眶：“真的吗？”
周恩来抚慰道：“真的，你们太激动了！” 朱德喜极而泣：“我……朱德闯荡半生，今天终于……终于像唐僧上西天取经一样，得成正果，得遇……得遇知己！谢谢你，恩来同志。”
但周恩来马上对他们叮嘱道：“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我们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的中###员身份，这事必须保密，不能公开，我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才……”
说完，朱德伸出自己的手与周恩来相握。紧紧相握的两双巨手——在粉碎一个旧世界，开拓一个新世界的伟业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握手。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为两位伟人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起点。
滇军名将加入中共的一波三折（7）
这年11月，周恩来就朱德、孙炳文入党之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张申府与陈独秀不同，他认为只要要求入党，就要批准，没有什么“纯”不“纯”的问题，英雄不问来路，不搞出身论，共产党组织正是需要大量新鲜力量的时候。同时，朱德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朱德；从此，朱德走上新的革命旅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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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故里的求索与回国之初的策应北伐（1）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36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他买了一张柏林市区图，先用中文注明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天带着它出去走一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
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
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在几个月内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难度要比日常会话高得多，朱德没有退却，经常一本词典在手上，一字一句地对照德文书硬啃。没过多久，朱德的德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基本上也能读下来了。
1923年5月4日，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到德国萨克森州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4万人。那里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88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有一张合影照，照片上有8个人，最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那位漂亮的少妇是朱德的妻子贺治华，而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笑容的是章伯钧。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朱德主持的座谈会不是正襟危坐的，往往是与郊游踏青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大家也骑着自行车，骑到那儿是那儿，边玩边学习边讨论，一般一出去就是半天。他们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大家当时很纯，把理想描绘得十分美好，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情。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朱德小12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这个留学生还记得朱德曾对自己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朱德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德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在沉重债务的打击下，德国经济崩溃了，马克大幅度贬值，一度跌到亿马克兑换1美元。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借机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使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也换不来几片面包，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民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朱德十分同情德国人民的这种处境。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5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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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故里的求索与回国之初的策应北伐（2）
有一天，朱德忽然听说房主已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这幢以5美元卖出的楼房，法院已送达传票。当时，一些学生感到很气愤。有的说：“买卖楼房是双方情愿的事，怎么能反悔？”还有的说：“给他马克吧，他要多少给多少，反正马克不值钱。”
朱德经过冷静的思考，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给房主。他对大家说：“世界上哪有5美元买一幢楼的便宜事？德国经济崩溃，老百姓可遭殃了。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才使马克和美元的兑换出现天文数字。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退还给原主。” 朱德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做，就由他出钱赎这幢楼，再交给房主。朱德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深思考，纷纷同意朱德的意见。
法院开庭那天，朱德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学生会代表实际上是在法院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野蛮的经济掠夺，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同情德国人民，当场宣布不要赎金，把这栋楼退还给房主。
中国留学生的举动使许多旁听的德国人非常感动，房主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个劲地点头致谢。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哥廷根城。德国人知道退楼是朱德将军的主意后，纷纷竖起大拇指。
1925年3月7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
朱德身在异国他乡，对中国国内的革命依然十分关注。1925年，朱德得知孙中山先生为了推进国民革命，抱病北上，于3月12日9时30分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溘然与世长辞时，心情非常悲痛。上海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他和孙中山之间的惟一一次会面。为了悼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同留德的海外学子一起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登载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追述了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为拯救中国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追悼大会上，朱德沉痛地说：“40年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着中国革命，现在他的决定性的双手离开了国家生活的舵轮。人们像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和哀伤。”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