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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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是有历史基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当时有瓯越、闽越、扬越，加之其他诸族，合称百越），设立郡县。此后与中原移民交融，十分密切。尽管楚汉战争时百越乘机各成独立王国，但毕竟未能割断历史上的联系，更不能阻碍民间的来往和感情的交流。汉初之时，南越等地与中原、巴蜀之间即有商道联系，蜀地的枸酱等产品，在这一带享有盛名。汉武帝时，中原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对外开拓的形势已经明朗，武帝先后平服百越，广开水陆交通，发展民间贸易，使中原与闽粤之间连为一体，为进一步开展南海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徐闻、合浦等地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对此做了最早的描写。由中国南海口岸出发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航行历时已达一年以上，据考证，黄支国即南印度之马德拉斯（Madras），已程不国则在斯里兰卡（SriLanka）［64］。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中许多当地不产的玛瑙、水晶等，显然是通过海路贸易来自南亚甚至中亚地区［65］，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黄支国与北印度和中亚两河流域希腊化国家已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66］。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往返于南越与黄支航线上的商贾，除了带黄金等硬通币外，还大量装载“杂缯”之类的丝织品，与南洋各国交市，换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这些国家的使节商人，也不断来汉献见交易。在此基础上，到了东汉时，与罗马已有了直接的往来。《后汉书·西域传》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M。A。Antoninus）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虽然这时国家海外贸易与西域陆路交通相比，还处于较次要的地位，但至少说明当时中原的商业活动不仅在陆路上对四邻地区拓展，而且也开始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海洋航行事业的进步，扩大了中国与南洋国家及西方世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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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8）
西南商路是汉代与西方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两汉时经由滇缅陆路的国际商业活动，主要以蜀地为大本营，因为四川在古代一直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主要是西、南方向上）也便利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据记载，蜀地商人早在秦代已北至长安，南达南越，西南则通滇越、滇中，十分活跃。公元前4世纪，蜀商马帮驮丝绸，经雅安、邛都，渡金沙江，抵昆明、滇越，在这里与印度商人交易。有的滇越商人则进入缅甸。这样，中国的产品便可经亲敦江（ChindwinRiver）、那加山（NagaMountain），转至印度阿萨姆（Assam）。成于孔雀王朝的《政事论》中，提及运达印度的中国丝绸，极可能就是古代商人经西南商道转手贩运去的［67］。公元前2世纪张骞所说见大夏之“蜀布、邛竹杖”，也是一个例证［68］。
丝绸之路西南交通图
汉武帝从张骞建议开辟中缅印通道，终因受阻于滇王而未通。但这仅是官方的失败。事实证明，张骞估计的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并未因官方的失败而发生阻塞。相反，正因为西汉政府企图将这条道路置于中央管辖之下，而且使用了军事力量，这给西南夷部族利用蜀滇缅印的贸易交通带来了威胁，因而“杀略汉使”，莫使通。加上当时西汉政府集中了主要精力去平服匈奴、开辟西北道路，故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条西南通道，由于两汉时期未得到政府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它途经云贵高原，山险水恶，地形复杂，山区“蛮夷韶族”之间常常发生攻杀械斗，使商路显得不够安全，交往关系也欠稳定。但这条道路上流通的货物品种却是相当丰富的，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由巴蜀经此道输出的，当以蜀布和丝织品为主。因为据《史记·西南夷传》载，当时徼外各部族，以及滇黔境的夜郎等边邑小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因此，由巴蜀出塞的商贾，一定携带了大量的缯帛，此外还有竹杖、蜀布、铁器等徼外珍稀物品；输入中国的，则多为缅、印甚至伊朗一带的物产，比如琥珀、翡翠、宝石、珍珠、琉璃、象牙等，珊瑚可能产自红海沿岸。
这条商道的另一特点是，它进入缅甸后，即分为陆海两路，同时西往，与印度南北境以至阿拉伯开展交往。《后汉书·帝纪》：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这是中缅关系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不论这里的“大秦”所指是印度还是罗马，至少说明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中西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汉代对外通商最为有声有色的舞台是在西北地区，亦即当时的西域。
从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开展的商业交往关系，一般来说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在秦汉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史书上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西北方向上却不太相同。中原对西北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天山南北麓、帕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和直接的接触，严格说来开始于西汉初年以后，而史书上的明确记录则更晚，乃起于张骞通使西域之时。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记载，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等古书中，但多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不够准确可靠。不可否认，《穆天子传》的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背景，《逸周书》记有大夏、莎车等地以其骆驼等物产输往内地的情况；古时新疆地区盛产的玉石，深受中原欢迎；战国时期中原出产的青铜器和丝织品也在阿尔泰地区被发掘出来。秦汉以前，故居河西一带的大夏、月氏、乌孙等，都很可能与中原地区有过某种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所有这些交往和联系，都是比较稀疏的，或者是间接的，是经过了长时间、多层次的过滤才达成的。即使是民间的往来，也远远不及其他几个方向上那样活跃、稳定和持久。此外，这些联系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或交通都“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69］，甚至连重要的信息也未曾得到传播，匈奴与月氏人多年的残酷战争，迫使月氏举族西迁，这样重大的政局变化，也是迟至汉武帝时，才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的。因此，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中原与古代新疆地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西交通也只是处于萌发或者畅通前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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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9）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西域，凡十三年。在此期间，他深入匈奴王庭，了解了大量有关匈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状况，含辛茹苦地亲身探明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南北二道。更重要的是，他以耳闻目睹的生动报告，向汉朝宫廷及中原社会传达了葱岭东西诸游牧部族、城郭诸国的详细情况：那里有大月氏、乌孙、康居之属，虽有强兵，然可赂遗设利，使之入贡中国。若以义属之，则中国可以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也就是说，若利用西域诸国与中原生产、生活水平的差距，将内地的商业活动向西北方向扩展，必可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利益。刘彻对此颇有领会，在取得对河西的军事控制、基本解除匈奴边患之后，即派张骞复访西域。这个队伍有三百余众，马六七百匹，牛羊万数，所装载金币丝帛，价值近亿。名为使团，实为商队。张骞一行，正是利用了“蛮夷俗贪汉财物”这一特点，以商业贸易为手段，打开了后来与西方世界广泛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西汉政府奉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但在这条西北方向上的交往通道上，却一反常态，基本上采取的是鼓励商业的积极态度。虽然汉朝政府鼓励民间与西域各地发展贸易关系是为了光大汉威及开疆拓土，但商业活动的兴起毕竟成为中西交通顺利畅通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可见武帝对发展这条商路的信心和耐心。由于政府的鼓励，并采取了有远见的积极措施，保护道路畅通，以致国内商贾趋之若鹜，且多循规蹈矩，而不违法乱纪，故西域道路得以日渐繁荣，使者往返其间。使团商队，大者数百人，小者也有百余人。所操办货物品种数量，与张骞再使西域相仿，即有价值上亿钱的各种商品。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商业活动，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它对于汉代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西域社会的进步，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影响，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汉代对这条国际道路的经营，实际是与政府对整个西域的政治统治融为一体的，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每当中央王朝对西域统治得到加强，政局安定，商业交往就兴旺；相反，中央政局不稳，或西域某些民族发生纠纷和战争，商道就不畅通，而且往往因此影响到更远的西方国家。西汉开辟西域交通，起因固然是为了在战略上制服匈奴，但这条道路一旦开通之后，它实际显示出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中央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范围。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70］。如果将汉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开拓和社会进步中割裂开来，那就很难解释刘彻仅听张骞言西方“多奇物”“贵汉财物”，若通之则可“威德遍于四海”之后，便发大兵，四道并出，急不可待地希望打开西南夷道以通西域；也难于解释刘彻遣五万之兵、破亿万之费、经四年之时而获取大宛良马；更难理解两汉每每在制服匈奴、解除边患之后，反而更加重视对于西域的经营：设立都护，屯田积谷，建设道路，保护商旅和鼓励交往。事实是，西域商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总之，中原地区商品生产的活跃和市场的扩大，不仅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激励，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且有力地促使中原政府和人民与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进而形成一种与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局面。尤其是在西北方向上，这种国际贸易突破了长期笼罩在西域上空的迷障，使那里的社会状况豁然开朗。此后中国政治统治的疆域甚至到达葱岭，汉代封建王朝的威力也迅速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
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