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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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前四史中的有关部分，再加上其他先秦、秦汉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篇》、《淮南子》等关于中西交通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记述，为揭示中西交通最早阶段的发展状况和规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历代许多地理学家、旅行家的游记、考察记（如《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则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这些历史材料，对于了解中亚、西亚的许多古国和民族的概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学者承认，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要广泛地利用中国史料”［1］。
《淮南子》
在清代以前的历史资料中，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记载，大多是附带的、零碎的，缺乏专门而有系统的理论研究。17世纪俄国侵华之后，中外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西北史地和元史）引起了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密切注意。许多杰出的学者，如钱大昕、魏源、何秋涛等，均为此作过不朽的贡献［2］；他们缜密的考据，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19世纪末，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形势带动下，大批“冒险家”闯入亚洲、非洲、南美洲等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带，一方面搜集地理、气象、物产、人文等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型的人物兼事历史研究和考察。特别是在亚洲腹地的中亚地方，几十年间，从事这类“探险”和考察者约有五十余人次，其中最著名者有斯文·赫定［3］、斯坦因［4］、伯希和［5］、科兹洛夫［6］等。他们在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区粗暴地挖掘、破坏古迹，大量窃走我国珍贵文物宝藏；但同时，他们也撰写了许多有关古代中国交通和考古方面的书籍，在西域史地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域取得不少成绩，从而为古代中西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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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2）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的史地研究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例如清末的一些西北史地考据家，对古代地名的考释习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等方法，但由于他们常以自己熟悉的方音做参照系，故考据的结果不易准确。以后逐渐有人运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比较学，将汉语古音、西部民族语言与中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往往更见成效。王国维、罗振玉则吸收了当时考古和史地学的成果，编撰《流沙坠简》三册，又著《流沙坠简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补证》等，对古代中西交通各主要线路上的地名详加考证，并对其他有关的史料加以汇辑、研究和分析，这些，至今仍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籍。
20世纪初，著名学者陈垣在宗教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的“古教四考”［7］对古代基督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的传入我国及其盛衰变化做了全面论述，又特别重视对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探讨，这对于汉代中西关系及佛教的传入等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古代中西关系部分）这一学科由以前的草创阶段开始进入有体系的发展时期。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于1930年，虽然当时使用的是“中西交通”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其涉及范围已突破了狭义的“交通”，开始兼顾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其他方面，从而扩大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此外，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几处汉晋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等重要著作，填补了我国在古代中西交通线上实地考察方面的许多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在同一时期，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历史方面的著述也得到大量的翻译和介绍［8］，其中最突出者，当推冯承钧之译著，其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9］。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有不少专书、译著和论文出版，澄清了许多混沌不实的历史概念，使古代中国与四邻国家的交通概貌得以较清晰地展现，丰富了中外关系史的理论宝库，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汉代中西关系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尽管已经成绩斐然，但毕竟有时代条件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是：（一）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难以将历史与古代中外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结合起来。（二）研究的范围仍然不够广泛，方法也较单调，地理考释几乎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外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方面的交往，很少进行深刻的、全面的分析。“中西交通史”这一名称的长期使用，也许正是这种不科学性的一种反映。（三）以前的研究较脱离现实，不太重视在中外交往的长河中寻求有益于现实社会进步的经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文明西来说”、“种族优劣论”，甚至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等观点和主张留下了地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入承先启后的阶段，并向新的方向发展。新兴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学术环境的极大改观，对这门学科也是很大的推动，学者不再被迫到海外寻求科研条件，考古家也不必匹马孤行于惊沙大漠之间去进行所谓的“探险”。本来精于古代交通和史地研究的专家，一方面继续整理出版在校释方面的成果［10］，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交通史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对中外交往历史背景的揭示，从而提高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水平，研究的规模也比前一时期壮阔多了［11］。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外关系史研究被冷落于万马齐喑的角落之中。学科的主导思想，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所包含的范围及学科发展的进程、方向、任务等基本问题，均未上升到相应的理论高度，这当然影响到它作为一种专门史在历史学的宏大体系中所应有的稳固的地位。相对而言，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学家及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反而显得更活跃，成果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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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3）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带来了科学繁荣的春天。中外关系史研究好似一个积蓄了上述三个主要层次的丰富油田，开始在不同的领域里得到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这门学科开始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各类有关的学会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且各自推出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业刊物（如《中亚学刊》、《海交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等十余种），编撰论文、译文集；专门的研究著作和译著，也在不断问世［12］。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对西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中西交通的密切关系也有了深入的研究［13］。还有其他一些专著，从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探讨了古代中西关系，皆有独到的见解［14］。在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为研究中西交往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有相应的专门著作出版［15］。
在中国与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以及与非洲、美洲等地区的古代关系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显著，但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兹从略。
总括而言，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勃兴的阶段。即使在地名、年代等微观问题的考证上，也涌现出一批学术新秀［16］。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远未超过前辈学者在中外史地考据上的成就，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研究方法的不同、学科研究的要求、目的的转化，后一阶段一般来说只能是前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很难简单地用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超过与否来加以评价的。
不过，即使有了上述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应开展系统的断代研究和更多的专题研究，以期形成一个线索清晰、体系完整的学科；在各项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出中外交往范围博大、影响深远的特点，既不放弃地、里、人、物的考证校释，也要加强对宏观规律的揭示，还需顾及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出切合实际的作用，等等。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来，汉代是中国广泛地开展对外交往最早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外交往（主要是中西交往），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困难较多，故以前的研究大多比较简略，或者是依附于其他主题（如通史、贸易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等）之下的陪衬或补充，或者是偏重于对某些侧面甚至具体事物的探微。陈竺同、安作璋等专家虽有专门著作出版，在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有些地方仍觉有重新检讨和继续扩展的必要。笔者选取汉代中西关系这个旧题加以新作，正是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古今中外在这方面研究已取得的丰富成果这个有利条件，同时也结合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试图对汉代中西关系的概貌及其历史经验有新的认识。
二、关于本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在旷远的亚欧大陆上（包括与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古代文明。但多年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古代文明，被认为是互不相干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时期的中国，似乎一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光和热未能传播到对方的境域。
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北印度，还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动荡。回顾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Parthia）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落的南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