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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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学院怎么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呢？何况还有一个政府机构的面子问题，一时是放不下这个架子的，于是再次发令，依旧是改成江苏大学。学生们得悉后，群情哗然，尤其令学生们不能接受的是，大学院又作出决定：大学区大学均不必加“国立”二字，原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只称“江苏大学”就行了。这样更是火上浇油，学生们在体育馆召开大会，一致反对改名“江苏大学”。这回君子们要动手了，他们一起涌向学校大门口，居然把“江苏大学”的牌子拿了下来，一路游行，抬到大学院去“奉还”，以示抗议，宣称在达到目的之前，仍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校名。这就非常较真地跟大学院唱起了对台戏。
问题是，张乃燕这位校长大人是位学者，他没想到情况会弄到如此麻烦的程度，简直无法收拾，学生们动辄汹涌如潮水。面对学生们的组团、摘牌、游行、抗议，他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或许他受西方民主的思想影响较多，根本不情愿前去制止学生。这样一来，###就必然一天天升级，竟至导致了罢课三天的严重局面。学生还把“江苏大学”的招牌抬到学生会，表示永不悬挂……张乃燕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上级领导自然对他就有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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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3）
最后，这场“校名风潮”一直闹到了国民政府，最终迫使大学院改变了原先的决定。经临时会议议决，最后作出了让步：“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加‘国立’二字。”1928年5月4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亲自到校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场“校名风波”才告平息。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对此案进行了复议，也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同时国民政府又任命吴稚晖为校长，无形中把张乃燕给晾在了一边。可是吴稚晖知道中大是个是非窝，根本不愿去，坚辞不就，张乃燕这个倒霉的校长就只好再当下去。
在后来的几年中，办学仍是困难重重，有时候学校的办学经费莫名其妙地被削减。张乃燕不得不于1929年6月提出辞呈，但是国民政府不批准，还在指令中说：“该校长学识宏通，著有成绩，正宜继续努力，勉任其难，所请辞去本兼各职之处，应毋庸议。”直到1930年年底，###派朱家骅来接任，张乃燕才终于从火炉上下来了。10
从化学专家到历史学家
1935年5月，张乃燕从比利时大使任上辞职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他曾游历了36个国家500多座城市，11每到一处，总是把印有当地风貌的明信片寄回国内。据他的孙子张文嘉说，原先家中保存了数百张祖父寄自国外的明信片，非常好看，孩子们常拿出来玩，可惜“文革”中都被毁掉了。
抗战爆发后他开始过隐居生活，在上海延安中路399号自建的一幢花园洋房里，以字画、文物、著述自娱。那是一处有着温室和小桥流水的花园，靠北是一栋三层洋房，张乃燕在其中有一间很阔气的书房，书橱中有一套私人藏书中很少见的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烫金精装，煌煌一排，非常气派。但是日本人进入租界后硬要租借他的房子，他们一家只好搬到上海新村住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费了不少周折才得搬回。
他的研究和著述从留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了，而且研究的面很广，所以在他的著作中，除了有《药用有机砒化学》（1921年）、《有机染料学》、《欧战中之军用化学》（1921年）外，还有《欧洲大战史》（1929年）、《世界大战全史》（1923年）、《罗马史》（1929年）、《希腊史》、《芸庐历史丛书》、《国际条约大全》等，似乎是化学专家兼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了。
他在《世界大战全史》的序言中说：“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年，乃予赴欧之后一年；世界大战结束之年，乃予回国之前一年；故大战始末予得窥其全貌焉。予先后留学英国三年，法一年，瑞士三年；予所研究者为化学，暇则涉猎彼国史乘，以偿予夙好。”说明对历史的关注是他一向的业余爱好。有意思的是，他写世界大战史所使用的资料，有很多是他在这场战争期间刻意收集来的各地战报，经他按时间编纂，蔚成巨编。在瑞士的时候，他还收集到“同盟国”和“协约国”及中立各国的各种书报，以求能全面地分析问题。然而他还担心自己所见不广，判断不真，在大战停战并签定和约之后，他立马奔赴西部战场，到现场考察当时的情况（可惜当时所拍摄的现场照片未能保存下来，均毁于十年浩劫）。这种不辞劳苦地到实地去查访、考证的治学态度，尤为难得，的确是张家人勇敢和执著精神的延续。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时，很多留学生都打点行装回国了，张家也有人来信劝他回家。但是其父张弁群不允许，他力排众议，主张只要还有地方可以读书，就应当在当地把书读好，并且一再写信给他，谆谆告诫，一定要毕业才能返回。知其子莫如其父，果真，张乃燕辗转各方，不仅完成了学业，还收集了大量战争史料，使得他的《世界大战全史》这部巨著，除了文字，还以翔实的资料和众多的战争形势图著称。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
“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原来这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这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来衡量，于是有许多地方弄不懂。他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感情细胞，于是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轻易罢休。
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老太爷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2）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