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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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北方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南方立即表示否认，同时宣布由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权。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了。美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提出说帖，劝告双方速息内争，自谋统一。实际上是向南方施加压力。南方政府作出积极的回应。11月22日，表示愿意停火，和北方举行谈判。
前线的枪声平息了，和平的呼声甚嚣尘上。孙文如果不参与和平运动，将被排斥在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外。这又是一次痛苦的选择。
11月30日，七总裁联名致电徐世昌，提议以上海租界为南北谈判地点。依照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人数的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国务总理钱能训答复说：“会议商决的是内政问题，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他提议改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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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大国的迷失（30）
关于地点的争论持续了近两个月，南北双方互不让步。
在代表问题上，南方政府内部也争持不下。陆荣廷早就表示，南北都要以国事为重，不纠缠于国会问题。这和徐世昌、钱能训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北方俨然只以陆荣廷为交涉对手，把坚持首先解决国会问题的孙文排斥在外。
唐绍仪从国外回来，他也是七总裁之一，在外交界享有盛名，和徐世昌又是结拜兄弟，一到广州，他就宣布议和总代表人选如果不征求他的同意，以后对军政府的一切事务概不负责。在国民党和一些政客团体的支持下，唐绍仪当上了南方议和总代表。
胡汉民作为唯一的国民党代表，加入了南方议和代表团。但显而易见，他的意见是不会受人重视的。
北方的代表团在朱启钤——一位由于参与了洪宪帝制而名声不大好的政客——率领下，到达南京。南方代表团比他们晚一个月到达上海，但决不去南京。在他们的坚持下，北方只好同意在上海举行谈判。
漫长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在正式场合，双方只能由总代表发言，其他代表的意见必须在非正式场合递交给自己的总代表。胡汉民是唯一主张先解决国会问题的人，他显得孤立无援。
谈判两个多月，双方基本上没有谈及国会这个话题。孙文大失所望，但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指示胡汉民，如果“他日争之不得，则只有辞职一个办法”。本来他对南北和谈就没有什么兴趣。胡汉民也对汪精卫说：“我看中国的真正和平，还离得很远。上海和会，干不了什么事。”
他们都在期待着。秋天，西风满树，衣袂生凉。期待中的否极泰来，终于佳音天降。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朱执信等人，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1920年元旦，《闽星日刊》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不但赞成“五？四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这支曾经忍辱含垢、离乡背井的粤军子弟，要杀回江东了。孙文命令他手下的人迅速南返。9月，朱执信在策动东江军队倒戈时，不幸被乱兵开枪打死。胡汉民闻讯，悲痛万分，挥泪长吟：“盗犹憎主谁之过，人尽思君死太轻。”
朱执信的去世，在近期来说是国民党的重大损失，他们少了一位非常高效率的实干家。从长远来说，则使国民党和南方帮会的关系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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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大国的迷失（31）
11月1日，粤军攻克广州。当时陈炯明还在石龙，立即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在粤军入城宣言中，陈炯明再次表明与孙文共筹善后的立场。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
陈炯明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的政治理想显然远远超越了许多国民党人，他对于中国现状和前途的观察，也比许多国民党人更加深刻。他认为广东远离北京，中央绠短汲深，这是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自治，把广东建设成全国的模范省。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1921年，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他热心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邀请陈独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举办“广东第一次全省美术展览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请著名画家高剑父为筹备主任，推动广东文化事业发展；实行司法独立；禁烟禁赌；省议会还一口气制定了《广东省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宪法草案》等法例。
劫后余烬的广州城，顿时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之态。陈炯明的事业水银柱，迅速窜升至顶点，他个人的声望，亦如日中天。全国教育会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游览广州之后，感慨良多，写了一本小册子，盛赞其耳闻目睹的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 1919年10月，孙文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比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中国二字，以示区别。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选举总统之议，响彻云霄。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三次革命、四次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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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大国的迷失（32）
对此主张，陈炯明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且实行记名投票，岂不是自毁法律？和北方毁法，又有何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变成镜花水月。
孙文则批评陈炯明的“保境息民”，实怀有私心，是想关起门来做山大王。双方围绕总统问题，互相扯皮，龃龉丛生，最终以陈炯明让步告一段落。
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无任期，也无规定政府的组织结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国会开会前，陈炯明曾询问胡汉民，今天是否要选举总统？胡汉民回答：“只是国会开谈话会。”
但会议突然宣布选举总统，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各（议员）皆目瞪口呆，及至分派选票时，多有先行避席者，均被关闭议场，硬要写选举票”。 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三票，废票一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下午5时，胡汉民忽然打电话给陈炯明，作吃惊状说：“想不到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也不知道有其事，如何是好？”
4月8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量阻挠选举总统的办法。当天，由湖南首先发难，以省教育会、农会和工会名义，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4月10日，湘军将领通电指责选举为非法行为，敦促孙文严辞拒绝。13日，湖南省议会也通电反对。在广东省政府中，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
在一片反对声中，孙文毫不动摇。他沉着地回答：“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对“护法”这面旗帜提出怀疑。
为了换取陈炯明的支持，孙文表示愿意支持联省自治。他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出了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会后分电湘、滇、赣、川各省，承认联省自治“实为目前救国切要之图”。 孙文的就职宣言，也写得义正辞严，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份权于各县。”
后来的史家恒称孙文并非赞成联省自治，而是以县自治对抗联省自治。然孙文就职后不久，国民党的一批高层领导——吴敬恒、汪精卫、王伯群、居正、覃振、张继——即发表联衔通电，解释孙文的主张，明确指出：“近闻各省颇有联省自治之议，各省有鉴于中央集权之弊，为此对症发药，挽回危局，意甚善也……我西南扶持正义，亦既有年，尤当本民治之精神，为有系统之联合。行远自迩，则变乱纷争之局，不难速定，即始之怀疑于联省自治之议者，亦当废然思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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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大国的迷失（33）
孙文不赞成联治是真的，但他一再表态支持联治也是真的。陈炯明并没有被孙文的表态打动。在利用合法与非法问题阻止孙文失效之后，陈炯明直截了当地建议，孙文最好暂不就职，即便就职，也可以大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不必留在国内。孙文费尽周折才当上总统，就是为了要在国内革命，怎么可能“流放”海外？他向陈炯明保证，一旦当选总统，立即出师北伐，即使失败了，也不返回广东，广东就完全交给陈炯明。
5月5日，孙文终于排除一切阻碍，在惊涛骇浪之间，就任非常大总统。从此，不仅孙、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