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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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批评他哪一条，他都可以振振有词地反驳，这是学民主宪政国家的。　　　　　　
　　然而，学美国的总统制，却不学美国的总统选举方法。经梁士诒提议，参政院在8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即终身总统；总统继任之人，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这与世袭总统无异。“政治改革”改到这一步，总统与皇帝，也仅是一个名称的区别而已。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复辟帝制不可呢？原因在于，在共和政体下，他总觉得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致纲纪废弛，人心涣散，这是因为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缺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合法性象征符号。　　　　　　
　　袁自己玩不转国会、政党、司法独立、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也认定全国人民都和他一样玩不转，最后只能用皇权来填补被淘空的政治权威。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人前人后，一再声明自己不当皇帝，并用“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但恢复帝制的浪潮，却又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难免使人猜想，袁是准备帮助清室复辟。于是，聚居在青岛、大连租界的前清遗老们，个个咸鱼翻生，弹冠相庆，忙着把昔日的朝衣顶戴翻出来晒太阳。　　　　　　
　　然而，1915年12月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令那些望穿秋水的保皇派们大跌眼镜。19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21日，袁世凯给19名官员封爵；31日，下令以明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预备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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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大国的迷失（48）　　　　　　　　
　　袁氏宣布帝制自为之后，北方的官僚集团始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不是还政于清，而是自己当皇帝！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已完全落空，国家交付给他的政治责任也完全落空。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审判台上，他都断然地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对革命的南方而言，他出卖了中华民国，出卖了共和；对不忘故主的前清旧臣而言，他是篡位的奸臣贼子。　　　　　　
　　袁世凯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从青岛请回北京，担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天津人。1855年出生于河南省汲县，是一个世宦家庭。他27岁考中举人，四年后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帝制时代，他官至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在北洋集团的文职官僚中，他的名望最高，资历在袁世凯之上。　　　　　　
　　民国之后，徐世昌耻食周粟，一直与前清恭亲王、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尚书于式枚、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班孤臣孽子，在青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青岛是效忠前清的宗社党大本营。徐世昌一再表示决“不入贰臣之传”，当他准备动身入京时，弟弟苦苦相劝：“你现在要做民国的官了，太后和皇上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满朝文武，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默然不作一声，两兄弟相对哭泣。　　　　　　
　　入京后，袁世凯多次征询徐世昌对共和的意见，徐含糊其词，欲言又止。如果能够还政于清，他也许乐观厥成，但如果袁是想自己当皇帝，他就避之若浼了。　　　　　　
　　袁世凯摸不透徐的真实心思，还以为他是因为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所以申令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给他一个大大的荣誉虚衔。徐世昌私下对朋友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终不肯承受。当外间劝进之风愈刮愈烈时，徐索性托病请辞，归隐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北方官僚以前清遗老居多，他们对袁世凯逼隆裕太后和宣统孤儿寡妇下台的恶行，记忆犹新，因此，对袁绝无好感。除非他还政于清，以赎前罪，否则和此人无话可说。因此，支持与反对帝制，都是一批南方人闹得最欢。替袁氏操办一切是梁士诒，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把劝进闹剧推向高潮，梁士诒是领衔的发起人；内务总长朱启钤是贵州人，他对古建筑研究的贡献远比在政界大，这时也成了帝制的一个吹鼓手。国际舆论的变化，诡谲莫测。9月6日，日本政府召见中国驻日公使，出乎意料地表示：“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殊有碍难。”和谈判二十一条时的态度，竟截然不同。　　　　　　　　　　
◇。◇欢◇迎访◇问◇　　　
第49节：大国的迷失（49）　　　　　　　　
　　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日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息反帝制的运动，日本军方和大陆浪人的倒袁声浪，也日益高涨。然而，袁世凯深信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各国的态度实不足虑。帝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减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所有政府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各员，依次分批晋宫朝贺。　　　　　　
　　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黎元洪称病不奉朝请，闭门不出。袁世凯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取消他的副总统名号。但黎元洪辞爵不受，和袁世凯见面时，还是行副总统和总统的相见礼。　　　　　　
　　12月25日，一声霹雳，轰开满天顽云，云南宣告独立，三千滇军将士，在湖南人蔡锷的率领下，揭起“护国”旗号，向数十万北洋军宣战。　　　　　　
　　南方人的反叛性格，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北洋军和护国军的川南苦战时，广西又宣布独立，成了护国战争的转折点。袁世凯在南方人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和袁世凯宣布更改国体之前相比，那时每天灌到他耳朵里的，尽是拥护帝制的声浪，使他对恢复帝制的成功深信不疑。现在，仅仅隔了几十天时间，竟然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举国上下掀天揭地，几乎全是讨伐帝制的浪潮。袁世凯终于明白，帝制失败了。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恢复帝制之前，人人都赞成帝制，可一旦付诸实行，却变成了四面楚歌。　　　　　　
　　袁氏家族的上两辈人都没有活过59岁。这是一个迷信的关口，今年他已经58岁了，恐怕也迈不过这道坎。　　　　　　
　　1916年3月20日，由坐镇江苏的北洋大将、宣武上将军冯国璋领衔，与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署，劝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北洋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是沉重一击。冯国璋原本就是君主立宪派的，后来为了服从袁世凯，才放弃自己的立场；张勋更是赫赫有名的复辟派中坚，至今还留着一条象征忠于清室的大辫子。　　　　　　
　　南方讨袁打的是“护国”旗号；而前清保皇派则要“护清”，为替隆裕、宣统出一口恶气，南北两个对头，竟结成了奇特的讨袁联盟。代表南方的李根源，在上海与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见面，共商反袁大计。当时一位保皇派问李根源，倒袁之后，国政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李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我们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一向立场坚定的康有为，为了打倒袁世凯，也和稀泥说：“我们戮力倒袁，后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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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大国的迷失（50）　　　　　　　　
　　在南北夹击，双管齐下的压力下，袁世凯再也招架不住了，3月22日，被迫向全国发出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　　　　　　
　　但南方的攻势并没有停止，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独立。袁世凯仍然举棋不定，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虽然做不成皇帝，还想继续做总统。他问湖北籍的老官僚张国淦：“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一针见血地说：“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东南也就是冯国璋。4月1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他早作退计。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北洋派已经出现了裂痕，他的老部下已经出现反叛的迹象。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北洋派反对帝制，而是他们反对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夺取了皇位。段祺瑞甚至公然照搬当年袁氏“优待清室”的那一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北洋派拟就的对袁氏“优待条件”送给袁世凯审阅。其中包括：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住居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适当之优礼；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10万元。　　　　　　
　　大局全盘瓦解。袁世凯已彻底绝望了，他的健康也随之“全盘瓦解”，沉疴暴发，政躬违和，乃至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打过强心针后，气息奄奄，强支病体，对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位顾命大臣说了一句：“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袁氏到死也没有醒悟到，历史把一个做华盛顿的机会给了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好好把握，只会做王莽、曹操，与人何尤？一世枭雄，最后在众叛亲离、舟中敌国的凄惨境况下，忧愤而死。昙花一现的北洋实业，是南方人所发动最大规模的经济北伐——洋务新政的遗产。即使在袁世凯时代，北洋实业仍然操纵在来自东南财阀手里。事大如天死亦休。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之后，一死了之。北洋历史，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提起北洋集团，人们会马上联想起一群耀武扬威的军阀。无疑，军事集团是北洋的轴心和灵魂，但非唯一成分。它的势力伸展到财政经济部门，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为官僚集团补液输血，它们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人们常说，在腐败政府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成长起来。然而，事实上当时中国虽然政局风雨飘摇，国家内外交困，政府也像一部生了锈的老机器，但在城市绅商的不懈努力下，大部分官营企业，依然逐步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向完全商办转化。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过渡方向。反过来说，工业化的完成，最终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北洋实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新政”（亦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新政是由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湖南人），淮军首领、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安徽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人），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人），两广总督林则徐（福建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南方任职，当过两广总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广东人），驻英公使郭嵩焘（湖南人）这样一批有东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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