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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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处第一次显示其无限权力,是在1912年8月对张振武一案的公开处理。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战功卓著,曾在军政府里担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出任副总统,张振武到中央任职。但张振武到北京后,椅子还没坐热,就被步军统领逮捕,押至军法处,未经正式审讯,便枪决处死。
事发后,国会议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袁世凯傲慢地回答:“他自然有罪名,自然要宣布,此事是我袁某的主意,大家不同意,到国会弹劾我好了。”
总统的权威,甚于法律,而军法处就是维持这种权威的恐怖组织。孙中山曾经说过:“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不知是立法机关逼他为恶呢,还是军法处逼他为恶?北方官僚决心不让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因革命而中断。这种决心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不久,便显露出来了。政治上的谋杀和军事上的讨伐,不过是要遏止南方的“叛乱势力”到处蔓延的应急手段,要维持那个属于他们的旧世界万世不堕,根本办法,还是重新提倡尊孔和推广教化。
中国儒学认为一代丕兴,赖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礼乐的陶冶。一个国家的兴亡,并不会因有多少人参与政治而改变,完全是由礼乐的得失来决定的。因此,儒家并不鼓励人民参政,只要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各尽性以成德,政治便可托付给帝王和官吏,从而安人、安百姓、天下平。
这套理论,在汹涌的民主浪潮面前,是旧官僚的救命稻草。
革命对北京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虽然这里改挂了五色国旗,但人们依然过着和光绪、宣统年间没有多少区别的生活,甚至政府中的官员也没有多大变动。唯一给北京带来新空气的是一些从南方来的人。
1913年10月10日,寂静的秋天来了。袁大头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里以前是皇帝登极的地方。当他坐着八人大彩轿,身穿钴蓝色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来到主席台,从南面入座的时候,俯视着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一种“君临天下”的欣喜,难免使他目眩神迷。袁庄严地宣读着他的就职宣言:
“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
他告诫国民,建立道德观念是当务之急。“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已经一败涂地,那些满嘴民主共和的南方人,纷纷逃往日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这些东南省份,都已落入北洋派的手里,南方人还有什么能够与这位“民国大总统”抗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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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大国的迷失(45)
袁氏解散国民党时,司法总长梁启超——大名鼎鼎的广东人,进步党的党魁——曾试图阻止,因为这项命令并未经国务会议的讨论。但当他冲破侍卫人员的重重阻拦,终于见到大总统时,袁世凯只是简单地说:“它已经拿去发表了。”
国民党一经解散,以国民党为多数派的国会,便面临无疾而终的命运了。兔死狐悲,进步党也将失去国会这一重要舞台。在国务会议上,梁启超以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总辞职以示抗议。但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敢附议。
与此同时,袁世凯命令全体人民必须尊奉孔道为至圣。他强调指出,确立传统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孔道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贯彻到平民百姓中去。
12月20日,袁世凯发布祀天命令。这是过去历代皇帝每年都要举行的仪式。不久,祀孔典礼也恢复了。举行典礼时的衣冠、祭服和仪式,几乎是从前清全套拷贝过来的。卿、大夫爵位也一并恢复了。
祭天对于中国官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统治者上承天心宽容以涵育万民的地位。废除祭天典礼的危险在于,万一遇上荒年,老百姓一定会怪罪政府。因此,内务总长朱启钤告诉外国人:“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当统治者面对上天的时候,他是百姓的代表;而当他面对百姓的时候,却成为上天的代表。这种特殊位置,使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必承担责任。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祭天和祭孔所产生的气氛,使人们怀念起在天子脚下的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 当袁世凯发现北方官僚士绅对恢复祭天祭孔坦然接受时,他要彻底复辟帝制的信心更足了。
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这里的居民有一种保守倾向。他们对旧礼仪、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特别偏爱。北京的深宅大院和紫禁城的基本结构大致相仿;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口,都悬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人们玩古董成风,以经营古董字画的琉璃厂终年生意兴隆。北京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心理,处处想显示与天子同住一城的荣幸。如果由于民国而使皇上登基、出巡、圣诞、祭祀这些盛大典礼不复再见,他们会觉得生活变得单调和寂寞难耐。
北京是前清遗老遗少麋集之地。由于溥仪逊帝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维持着一个小朝廷的形式,这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一切从西方来的现代观念,都让他们寝席难安。1913年,在一群遗老的倡导下,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孔社,在北京成立,各界名流100多人加入;不久,另一个以著名保皇领袖康有为为会长的孔道会,也在北京成立,两百多名学者文人列名会籍。一时间,旧文化复兴的声浪甚嚣尘上。同年的大成节,一班故老遗民在山东曲阜召开全国孔教大会,把一场“光复故物”的闹剧,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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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大国的迷失(46)
尊孔读经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来,就有特定的含义。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显然是为了给这个政权寻找合法性的资源。
虽然袁世凯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但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长久的。尤其是当前清隆裕太后去世后,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与此同时,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
这年的冬天,这项在“共和国家”里为皇帝大建陵墓的工程,终于完成。光绪和隆裕入土为安,各地的孤臣孽子,又复倾巢而出,前往拜祭。虽然大雪弥天,仍跪起丹墀之下,不敢忘敬,一派犬马恋主之象。
前清的遗老遗少,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就会“还政于清”了,甚至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溥仪,也抱着同样的梦想。
1914年是北京的复辟年。2月3日,袁世凯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接着又恢复了三卿士大夫的官秩,并拟规复王侯五等,其理由是民国既是五族共和,其他四族都有王侯,汉族不能独无。又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一位前清遗老写了篇《共和解》的文章,劝袁世凯把政权交还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他,还请他到北京做参议。人们额手相庆,大清帝国就要东山再起了!袁世凯帝制自为,在官僚集团中丧失了道德基础;南方骂他出卖共和,北方骂他出卖清室,他是被南方的护国军和北方的前清遗民合力打倒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1915年全国形势的真实写照。
帝制运动的兴衰,在国际上和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旋即以武力攻占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打破国际惯例,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文件(内容见本书第二章),并婉转暗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袁世凯一则以惊,一则以喜。外交部的官员主张屈从。梁士诒说:“这么重大的事件,总得交涉交涉吧?”在袁授意之下,他在上海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报》,含含糊糊,披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立即触发全国反日浪潮。袁世凯即以此作为筹码,经过一番拖延与还价,终于同意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照单签收。而作为报酬,日本暗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代平内乱。
政治不外乎交易。袁世凯私心以为,在这场交易中,只要能助他登上九五之尊,便物有所值了。
从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到祭天祀孔,大事复旧,直至解散国会,恢复帝制的叫嚣,简直风靡整个北方官场。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著名政客杨度谈及共和制对军队的影响,他说:“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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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大国的迷失(47)
对于带兵出身的袁世凯来说,这番话真是说到他的肺腑里了。军队必须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抽象的概念,这是中国军队建军的伦理基础,决不能废弃。
纵观北方的整个政治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一位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领袖。所有复辟帝制的舆论,并不是袁氏一个人造出来的,他是被这股潮流推着往前走。作为一位资深的北方官僚,袁氏也不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他深知什么叫君主皇权。
5月1日,“新约法”公布。该约法恒被史家认为是袁氏恢复帝制的先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因此在民国宪政史上,往往弃而不论。但细细揣摸这个约法,却可以看出在“民主”名义之下,袁氏如何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他的手法,亦常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沿袭。
新约法号称集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宪法精华,熔于一炉。大总统只对国民负责(即行政元首不受议会监督)是学美国的;大总统总揽统治权,统帅全国军队,掌握宣战、媾和大权、颁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是学日本的;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有权解散立法院是学法国的;人民自由权利统受议院法律限制则是学英国的。总之,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务求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最大,把国民的权力缩小到最小。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