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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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济鳌！ �
5月5日，孙文终于排除一切阻碍，在惊涛骇浪之间，就任非常大总统。从此，不仅孙、陈之间的短暂蜜月宣告结束，而且南北之间也骤起战云。陈炯明与孙文分道扬镳。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孙文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实为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互相紧紧相连。
6月，孙文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虽然陈炯明不愿意打，但有确凿证据表明，陆荣廷已经集结了大军，准备反攻广东。这对陈炯明的自治计划是一大威胁。
6月8日，陈炯明下达对桂总攻击令。粤军挟着回粤驱桂之役的余勇，士气高昂，威无复加，扫荡广西全境，竟势如破竹。士气低落的桂军望风而逃。7月8日，陆荣廷等人仓皇逃入越南。8月初，粤军进驻南宁。两广传檄而定。陈炯明主张“桂人治桂”，军民分治，乃推举广西籍的工学博士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期以“模范起信”与“联省自治”，推动两广建设。
孙文的内心充满了光明，过去有人预言，只有战争才能使他和陈炯明之间保持协调。看来情况确实如此。他迫不及待地催促粤军立即北伐，并要求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程潜四人，作为孙文的代表，到南宁和陈炯明磋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深知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所余无几，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初不稍让，坚称经此战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仍持其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政治主张。
然孙文的目光是全国性的，不受一时一地的条件所限。他相信非统一全国，不足以开创一个新时代，重造一个真民国。他决心不再等待。9月初，率领大本营向广西出发，沿漓江到达桂林。这时陈炯明驻节南宁，却故意避而不见。孙文愈加痛感陈炯明已成为统一大业的障碍。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11月，陈炯明由南宁东返广州。邓铿在孙、陈之间极力斡旋，但效果似乎不大。孙文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这位不改江湖本色的大总统，心头一狠，把手枪交与部下，令其在陈炯明赴梧见面时，将其刺杀。 但终因陈氏不肯赴会，刺杀行动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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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大国的迷失（34）
经过一番周折，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故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向来坚称邓铿为陈炯明所杀，然事实岂真如是？据时人记述：“（邓）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 即使《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代表国民党正统官史对陈全盘否定，然亦有如下记述：“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用常情判断，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断不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 由此可见，邓铿的亲属亦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邓案是否程璧光案的翻版？当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可能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究竟谁是真凶，几十年来，官私文献滋多，各执其词；史家之论，更是众议成林。公说婆说，迄无确凿证据，以解悬疑，但邓案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造成致命一击，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铿之死，成了陈炯明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粤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陈炯明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广东注定还要乱，还要在背叛的狂潮里历尽磨难，陈炯明并无回天之力。
在大本营内，胡汉民、蒋介石均主张先行回师解决“陈家军”，然后北伐。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氏：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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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大国的迷失（35）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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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大国的迷失（36）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
南方，在叛乱中战抖。
第二部 北方，帝国龙脉所系第四章 沉寂的帝都当袁世凯定都北京时，已决心维护帝制了。因为北京具有最雄厚的专制文化基础和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新旧政府只要办理一下移交手续就行了。说到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