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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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水之战爆发，清廷得到这个消息很晚。大战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永顺地方军才接到土司送来的情报，得知南明内讧的消息。
十一月一日，孙可望手下将领赵世朝先到清营，报称孙可望要降清。清军总兵李茹春急忙调兵前去接应，在杨田桥，巧遇被自己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孙可望。重兵相迎，派人把他护送到宝庆府。
对此，洪承畴极其重视，本来他要去宝庆亲迎孙可望，又怕南明军发动忽然攻击产生危险，就派人接孙可望至长沙。很快，他本人也到湘乡翘首而待。十二月初三，两个人携手来至长沙。
安置过后，孙可望一行人正式剃发降清。
北京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孙可望的到来，以极快速度破格封他为“义王”。对此，孙可望感激涕零。回想自己坐拥滇、黔时，南明朝廷为一个王爵迟迟不予的前境，清朝主子二话不说就赏王衔，不得不让他感慨万千。
研究南明史，乍看洪承畴给北京清廷的奏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孙可望早已与洪承畴联络，他一直准备降清。而且孙可望降清的原因，似乎是洪承畴此前做了许多工作，循序渐进，终于发生成效。
实则不然。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后，清军在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举步维艰，进守无兵，驻守无粮，进退维谷，基本上与南明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时期。
清军不仅士气低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招降招抚的招术也很难管用。
从孙可望方面讲，他从贵州逃出的路上准备投降清朝时，就已经向洪承畴发信。他当时的要求，是“借兵复仇”，收复云南，其本意还想事成后做一面之王，条件是向清廷接年交贡纳赋。如果他手里有兵，自然可以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
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说只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毕竟精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费粮耗饷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报销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已经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干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据已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生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二十左右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就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哄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永历朝廷活〃曹操”（10）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
洪承畴言听计从。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他本人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以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买运米食，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固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
“（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那位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满清“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老混蛋再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满洲主子可谓惮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就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于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满清一定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的根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根本永不着枉费此心。所以，洪承畴这着果然管事，土著们只要大花衣服照穿，大银环子照套，管他明军清军，给银子给委任状就万事大吉，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崎岖，一路迢迢，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底，老汉奸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慢慢往回走，准备回北京养病。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虏帝（难道一点没有哭崇祯的意思？）。
素袍白服，老奸贼哭了二十多天才回京。
以后，每至月朔，他都要哭一次顺治帝，老嘴喃喃，不知所云。如逢节日，老汉奸都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
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时年七十三，竟然与孔圣同寿，真是苍天无眼。
过了两年，清廷才发下碑文，基本上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结和根据，仔细推敲，褒中有贬：
永历朝廷活〃曹操”（11）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畴都是贰臣，棺盖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