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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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不少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相聚一堂，讲述了上海饶神父的事迹，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英国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在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别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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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道（1）
大胖子拉贝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士兵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士兵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拉贝第一个迎上去：“Hello！”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
拉贝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给予掩埋烧毁，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偏偏他们又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一屋子的枪。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
费吴生后悔极了。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
“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武装，希望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十四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十五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一千三百多人用绳子缚了，押向刑场。
十六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被日军劫去一百多个妇女，均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五十名警察也被杀害。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十七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三十七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一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一个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一通！美国大使馆的四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三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三天后，二十二名外国人联名抗议。拉贝带着十四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拉贝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伸张正义！住在五台山下的袁存荣老人向我讲述了德国大胖子拉贝五十年前的一段轶事：
为了人道（2）
“日本人来时，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有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就是现在的高楼门。我是泥瓦匠，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
“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大方巷的塘边，就是现在化学厂那地方，死人一堆一堆的，都是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毙的。我命大，死了两次没有死掉。头一次把我也拖上了汽车，还有胡老五、胡老五的二嫂子和她的小孩。小孩子哭起来了。这时日本兵吹号了，车上就我们四个人，他们就放我们走了。”
“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第二次，鬼子和汉奸来难民区抓人，叫中国兵站出来，说是抓夫去做工。都没有人站出来，看着日本人和汉奸那副熊样子，我气了，就叫：‘我是中国兵！’好，一车车的人拉到北京西路AB大楼东边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叫站队，站了很长的好几排。拿洋刀的一个日本人喊：立正！我没有当过兵，我不知道怎么立正，日本人把我拉出来，我想要开我的刀了。谢天谢地，日本人挥了挥手，放我走了。不会立正的好几个人都放走了。”
“旗子东倒西歪也没有用了，不管它了。那个大胖子德国人又叫我砌炉灶，给难民们烧稀饭。杂工嘛，杂七杂八的事都干。他还叫我们把马路上的枪和军衣、皮带、子弹都收起来，背到山西路菜场对面，枪和子弹丢到塘里面，皮带和军衣堆在空地上放火烧。大胖子看我这个大个子干得挺卖力，说我‘好！’”
“日本人进城六七天的时候，大胖子德国人又对我说：‘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干？’我问：‘什么事？’他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我说‘我就去’。德国人说：‘怎么破坏，你懂不懂？’我不懂，摇摇头。”
“当时我穿着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我去了，仓库在公园当中，门对着黄瓜园开的，一仓库是子弹，一仓库是硝磺，淡黄色的，像面粉一样。我照德国大胖子教的方法干了，乖，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就轰的一声炸了，黄烟滚滚，房子烧起来了，两个仓库全完了，子弹啪啦啪啦响，我高兴死了！”
休戚与共（1）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都住了二三十个人，大家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难民。
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字旗帜的土地，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可以想像，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十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二十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施行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五号这座花园式住宅的大厅中，彻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