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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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天深夜，几十个中国兵袭击了日军的一处军官宿舍。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这是仇恨的迸发。混乱的惊叫声中，十二个日军军官被打死和打伤了。日军警备司令部怒吼了，他们追捕到了近二十个中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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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不灭（2）
这一天的袭击使日军胆战心惊。当时，日军攻城的大部队已向江北和安徽进击，留在南京城内的日军只剩下了数千人。势单力薄，思乡心切，加上城郊四周常有便衣队伏击，日军的士兵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们身上带有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有的换上便衣，出城向上海方向逃跑。有的日军在半夜里惊叫起来，他们梦见中国兵打进来了，便大声呼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来了！”一个人喊，所有人都会跳下床就跑，边跑边喊，黑暗中互相开枪。据说，这样的骚动有好几次。
就在日伪们兴高采烈地在鼓楼庆祝自治委员会成立的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这一天，十几个在夫子庙饮酒的日本兵被便衣队的手榴弹炸死了！没有死的日军流着眼泪说：“中央军大大的有，我们回不到日本了。”这时，街头巷尾盛传着中央军要反攻南京的消息。惊恐万状的敌军随时准备逃命，他们向自治会提出要一千套便衣。
穿便衣的中国兵发动起来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教导总队没有撤退的官兵把埋藏的枪都挖出来了，他们在难民区内举起了义旗。一共有几百人，乘着天黑，他们如猛虎下山，一齐冲进了敌兵驻守的铁道部，激战的枪声一直响到天亮。天亮了，日军重兵包围。暴动失败了。几百位勇士流尽了热血。他们的姓名大多无从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杨春，是第二救护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们是耸天的桅杆。他们是希望的风帆。
伤痕不平恨不平
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
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
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那些肢体健全的人。
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
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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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1）
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瞎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
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
第二天上午###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
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
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我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
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
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
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
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
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像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往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跳下去。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我在铜坊苑五号的家里。
我老婆小娣子一见我这副样子，抱着我大哭了一通。
我的左眼后来就看不清楚了，过了几个月就瞎了。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害得我成了“独眼龙”，还经常流眼泪。
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心里是清楚的。我的苦，我的恨，我对谁讲？对谁都不讲，我记在心里。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2）
【他叫马金义，七十九岁。白发稀疏，两眼迷蒙。左眼白茫茫的似汪洋一片。他失去了一颗亮晶晶的黑宝石。
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病死了。他是腌腊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充满香味、咸味和臭味的卖腌肉、板鸭、皮蛋和卤菜的工厂门市部楼上，是集体宿舍。他是老工人，用纤维板隔了七八平方米，杂七杂八地堆放了他这一辈子所喜欢的东西。
我去采访的那天正是中秋，他一个人端着铝饭盒扒着干饭，不时喝一口玻璃杯中的茶水。一边说，一边抬起那蒙上了一层白雾的眼睛看看我。他不停地眨巴着双眼，似乎想撕开这层雾幕。
很遗憾。他的眼里，太阳不是圆的，月亮不是银的。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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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去了三个脚趾不会跑，也不会跳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兵到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腊月二十一，母亲生下了我。过了十多天，日本兵到九里埂去扫荡。村里人都跑了，我们家的人也急急忙忙跑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竹编的摇篮里。天快黑了，日本兵不敢进屋，在门口朝里边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了三个脚趾头。
我哭了。奶奶没有跑远，她听见我的哭声，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跑回来。门口还有日本兵。奶奶立即下跪，向日本兵求情。日本兵打了我奶奶两个耳光！
奶奶把我抱起来，打开小被包一看，脚上全是血，像小葱头一样的脚趾打烂了。当时兵荒马乱，我妈不想要我了，说把我扔到江里算了。奶奶说：“他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结果把我留下了。但我的脚从此残疾了，因为失去了三个脚趾，我从小不能跑，不能跳，两只脚一只大一只小！
【他叫周文斌。长方脸上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中等个，白净脸，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
我见到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正要出去游览。周文斌谈了他的残疾的原因后，应我的要求，脱下鞋袜，露出了那只畸形了的左脚：大脚趾以下的三个脚趾都没有了，它们像干瘪了的红枣，萎缩成了肉瘤子一样的东西。穿袜子时，他要把袜头往里折一截才能穿鞋子。鞋子右脚大，左脚小。
采访结束了，妻子和女儿们在巷口喊他快走。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他想奔跑，他想跳跃，可他的左脚不听大脑神经的指挥。他不会跑，也不会跳，一辈子都这样子！】
魔鬼赐给他一条僵硬的手臂
你骑车来的？这么远的路。这里叫南北中村，那时有二十户人家，房子全给日本人烧了，死的死，散的散，老住户现在不到十家了。
我家跑到沙洲圩的青石埂，躲在当地一家地主的草房里。日本兵枪打了一天一夜，在我们东边的毛公渡，子弹呼呼地叫，像过年放炮仗。
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了，母亲出去给我们买东西吃。地主不让我们住了，说：“日本兵要来放火了，快走！”
父亲和爷爷回家背粮食去了，哥哥拉着我蹲在塘埂子旁边，头上顶一块破的芦苇席子。
母亲回来了，她说：“要死了，怎么趴在外面，快回去！”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进地主家的门还差两步，“叭”的一声，我手上一麻，叫了一声“妈啊”就倒下了。妈妈也叫了一声，坐在地上了。
那年我四岁，子弹从我的左臂拐弯的地方穿进又穿出，又钻进母亲的大腿。我的手臂和母亲的大腿上全是血。我疼得直哭，哭得昏过去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醒来，那时哪里去找医生？父母亲只好用破衣服给我包了包，又用一根绳子在脖子上和手臂上吊着。伤口先是又红又肿，后来烂了，老流脓。父亲天天给我挤，粘粘的，黄黄的，挤起来钻心痛，我咬紧牙关。越挤洞越大，收不了口子，烂了，后来生了蛆，一条一条的白虫子在伤口里面爬，我疼死了，烂了一年多，烂了个大洞！我小小年纪就吃了大苦头！
后来安定一些了，父亲背我到长乐路医院，老医生讲：“来迟了，不然骨头可以接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一枪打碎了我手臂里的骨头。医生把碎骨头夹出来，又塞上药，才慢慢地好了。
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他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
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