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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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们（4）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不顾一切地怒斥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应答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训完，金涌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课长，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是亡国灭种的毒品！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再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
这里全是国货。青菜、豆腐、猪肉都是附近或江北农民偷偷运进城的。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非常时期，民以食为天！其他东西就便宜了，西装只两元一套，沙发三元一套，狐皮袍子才十几元钱一件，上等的俄国毛毯才三四元钱！好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桶痰盂、碗筷碟子、茶壶茶杯、桌椅板凳，家庭日用杂品一应俱全。价格随便喊，买卖和气，全没有为争一个铜板而面红耳赤的场面。有一个人花三个铜板买了一把茶壶，走时，摊主还客客气气地关照一声：“老板走好！”
人的心境，是受一定环境影响的。苦难是一种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观念：大敌当前，只有互相依赖和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它也起到了一种平时起不到的凝聚作用：“都是中国人，好说！”所以，“共产市场”上没有争吵，没有抢劫，没有偷盗。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了这里的一切！这是铁蹄下的一块绿洲！
“共产市场”，这个难民们集体创作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里的商品，除了新鲜的副食品和部分调剂余缺的衣物旧货外，不少是非法得来的。这里的摊主，有的是小本买卖，也有的是无本生意——夜里悄悄地出去搜索，白天在地摊上高声叫卖。被日本兵抢劫过和烧毁了的商行、店铺、公馆里，都是无人之境。食品公司里有吃的、百货公司里有日用品，棉布庄、杂品店、服装店、五金店、酱菜店、茶叶店……，每一家店铺里面，多多少少总有些值钱的东西。连龙蟠里军医署仓库内的印有红十字的被单和枕套，也被人拿出来卖了。白布被单一元钱买五条，枕套四个铜钱一只！这是不同于抢劫的自救。这是与抢掠相似的偷盗。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一种特殊行动。
这里有许多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从地下掘出两只茶碗一样大的沾满泥巴的金碗。他以为是铜的，摆在地上卖两毛钱。有个识货的人一拿起来，就觉得很重，他用纸擦亮了一角，只见金光闪闪，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把两只金碗都买走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不少人为了生活，卖什么的都有。最可惜的是文物。六朝的、明清的瓷器，还有翡翠玉器、各种古玩、名家字画。据当时人说，曾有赵子昂画的马、董仲舒写的字、仇英的山水画、岳飞的手迹，还有陆润庠、钱南园、唐伯虎及八大山人等等名人字画和古版的《西厢记》等很多古书。当时人们只为活命，很多人不识货，也没有心思搜集文物，这就给日本兵碰上了运气。说来也奇怪，不少日军都懂得文物的真假。他们发财了。一个日本兵掏出四百元钱，拿走了一幅仇英的山水画。后来，日军带着口袋和箩筐到上海路来掠夺文物，他们红着眼一件一件地往口袋和箩筐里装，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钱，或者塞给你一把不能用的日本票子。摊主们手里拿着这些钞票，只好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算了，这些玩意儿都不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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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不灭（1）
如果把狭长的难民区比作一条风浪中的航船，那么，与日本大使馆相邻的金陵大学就是迎风搏浪的甲板。甲板上，有一根一百三十多尺高的桅杆，桅杆上升起了希望的风帆！
“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变了颜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开始向中国炫耀它的武力。一九三四年黄叶如金的秋天，南京鼓楼西南角下的日本领事馆，用钢筋水泥砌造了一根与金陵大学北楼一样高的旗杆。旗杆上，飘动着一轮鲜红的太阳！
火球一样的太阳刺痛了人们的眼，也刺伤了人们的心。金陵大学的热血青年们激愤了：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让日本人耀武扬威！拿笔杆的师生们手里没有枪杆，他们有拿枪杆的人一样的壮志和雄心。校园的板报上，贴出了一张三十多人联名写的《金大从速砌竖旗杆启事》。一纸启事，唤起了千万颗赤子之心。黄的铜板、白的洋钱、花花绿绿的钞票变成了黄的沙子、灰的水泥、红的砖块和蓝黑色的钢材。沙子、水泥、砖块、钢材与热血、壮志和雄心拌合起来，凝聚成了高出太阳旗十尺的摩天的旗杆。这是中国人的脊梁。脊梁支撑着一颗不屈的头颅，支撑着万里长江万里关山万难不屈的中国！
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没有了，但旗杆不倒。难民区的人日夜望着这根高入云天的旗杆，盼望旗杆上升起自己的太阳！他们蓬头垢面，头发长得像刺猬似的。不是没有理发的人，是不愿意理。有一个日本军官问：
“你们为什么都不理发？”
难民们说：“没有心思理。”
于是，自治会出了通告，勒令理发整容。但没有几个人听。据说，这是古老的习俗：失土如丧考妣，蓄发以示志哀。含义极深。
他们在盼望。终于，天空中出现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翼上那个蓝白相间的徽章引起了千万人的欢呼和激动！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尖利的呼啸声吓得日本兵都躲了起来，有的急忙更换便衣，有的赔着笑脸钻进了难民住的房间。而兴奋的群众立即撕掉臂章，撕毁了悬挂在门口的太阳旗！
惊喜而惊慌的时刻过去了，国军的轰炸机没有投下炸弹。日军虚惊了一场，但杀了他们的威风，从此，难民们不戴太阳臂章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日军进占南京的第十三天，全城响起了“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的欢呼声！万众欢腾，奔走相告，街道上人潮涌来涌去，太阳臂章和太阳旗扔得满地都是。人们都争相出来迎接自己的军队！
日本兵恐慌了，他们躲进了难民区。他们要求国际委员会保护。安全区委员答复他们：“只要把枪支缴到中央军校，我们负责你们的生命安全。”日军连连点头。
这一天死了五个日军士兵。据说，有五六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决心复仇。这天上午，他们埋伏在中华路的一间地下室内。地下室有窗户，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情景。步枪在窗格子上依托着。渐渐地，响起了一阵皮靴声。过来了，五个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人正从中华门进来，向内桥走去。
“叭！”“叭！”“叭！”一阵枪声，一人一枪，日本兵全部倒下了！四个被抓的民伕惊魂刚定，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发了疯似的朝城内狂奔高喊：
“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
一呼百应。一个接一个喊，一路喊过去，群情振奋！很快，由中华门喊到了难民区。有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鞭炮，“咚——啪”的冲天炮，像机关枪一样响的百子炮。日本兵一听，以为中央军真的进城了，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衣。难民区中躲藏的中国士兵，有的准备组织策应，但派人出去一侦察，才知又是虚张声势。
就在这天深夜，几十个中国兵袭击了日军的一处军官宿舍。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这是仇恨的迸发。混乱的惊叫声中，十二个日军军官被打死和打伤了。日军警备司令部怒吼了，他们追捕到了近二十个中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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