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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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家庭的反感还表现在诸多家规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吃饭的时候，妇女不能上席，商议家族大事，女人没有发言权，祖传药方传男不传女。后来虽然是我姥姥主事，但制度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她也就只能遵守，无权更改。母亲十岁那年，余家重修家谱，她挤到大人面前，大声抗议说：“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众人听了大笑道：“你个黄毛丫头，还想和余家列祖列宗一起排列，真是白日做梦呀。”
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母亲。女人就不是人吗？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进家谱？女人就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活吗？在母亲看来，那所深不可测的大宅院就是一个培养不劳而获寄生虫的温床，就是一个压抑人性、虐待自由的牢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窒息。从那一刻起，母亲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一定要远远离开这个散发着封建腐朽气息的家，依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绝不赖在祖宗留下的家业上坐吃山空！然而，看着日渐衰老的姥姥，母亲不得不把出走自立的冲动深深埋在心底。母亲知道，只要姥姥在世一天，这种想法就只能是一个埋在心底的梦想。
姥姥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贾母式”人物。
姥爷去世后，余家便进入了姥姥主政时代。这一时期，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着十年内战和日寇入侵的蹂躏而痛苦呻吟，民族资本主义遭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欺压而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姥姥临危受命，以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支撑起了余良卿膏药店上百年的基业。虽然余家此时开始由盛而衰，但这并不影响姥姥在家族以及商界的威望。所有的人都清楚，这并非姥姥的过错，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姥姥的苦苦支撑，才防止了余家的破产，延缓了余家的衰败。
其实早在姥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姥姥当家主事。姥爷去世后；虽然名义上是我二舅继承父业；坐上了掌门人的交椅；但实际上还是姥姥在“垂帘听政”。整个家族上百口人的大小事务统统由她拍板敲定，很有点红楼贾府的味道。在余家人的心目中，姥姥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老佛爷”。
二 出走
姥姥的身世十分可怜，她祖上出身名门，但到姥姥父辈已经衰败，因此姥姥自小不识字，十几岁时送到姥爷家当童养媳，吃尽人间冷暖。其实她是很渴望读书的，可姥爷家曾经定下过严格的家规，女子是不允许读书的。后来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读书的事情了。闲在家中无事，便和七大姑八大姨凑在一起，终日打牌，消磨时光。一来二去，居然把牌面上的汉字生吞活剥地记在了肚里。
有一年姥姥做寿，看见有的寿联上写着：名高北斗，寿比南山。便问我舅舅：“这字我怎么瞅着眼熟？”我舅舅笑道：“这不是你在麻将桌上常摸的东西南北风吗。”姥姥恍然大悟，自此能将麻将术语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姥姥虽然目不识丁，但她悲天悯人，心地善良，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尤其对读书人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长了，城里人都了解她的脾气，便常有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跑来找她化缘。见了面，二话不说，跪倒在地，通通通就是三个响头。姥姥便会问：“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穷学生说：“是念不起学堂了。”姥姥不知此话真假，便会翻起手中的麻将牌考问：“识得这字吗？”来人若答对了东风西风两条三丙，姥姥便大为高兴，觉得此人是个人才，孺子可教也。特别是联想到自己一生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就更加同情来人的处境，于是便会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名片，打发他到学堂继续读书，至于学杂费用，自然到了年终由姥姥一并结帐。
姥姥一生中到底救助过多少穷苦学生，谁也说不清。解放后，政府要给余家划成份。有人提出要定资本家，马上站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一齐证明姥姥活着的时候的种种善举，自此躲过一劫。
姥姥对读书人感兴趣，还和姥爷的特殊经历有关。姥爷年轻时也曾是一介书生，偏偏喜爱上了政治，投笔从戎，一心想着救国救民，飘泊江湖，历经磨难，染上一身疾病，四十多岁就不治而亡，逼得姥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挑。多少年来，她含辛茹苦，周旋于官府商贾之间，支撑着偌大一个家族的生存，其中的苦衷自是一言难尽。所以，姥姥对党派之争恨之入骨、深恶痛绝，于是，便给子女们立下“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并破了祖宗规矩，允许余家的小姐上学。母亲和大姨算是这一规矩的第一代受益者。十几年过去了，在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和大姨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黄埔军校等，事业上各有所成，却再无一人步我姥爷后尘涉足政坛。
姥姥的善良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待我姥爷纳妾这件事上。
有一年我姥爷到武汉谈生意，一日无事和几位朋友来到江边酒店，正在把盏欢饮之间，突见有人跳江自尽，众人急忙抢救，捞上来一看原来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一打听，原来这姑娘姓秦，是个中学生，只因父亲做买卖赔了钱，欠下一屁股帐，无奈之下，将女儿卖给财主的傻儿为妻，女儿知书达理，誓死不从，一时想不开，便跳了滚滚长江。大家听罢秦姑娘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皆叹人心不古，世间不平，于是凑了几块大洋，让秦姑娘回家。不料秦姑娘翻身便拜，央求各位好心的叔叔大爷将她带走，说什么也不回家见那狠心的父亲。几个人面面相觑，有心将这如花似玉的黄花姑娘带走，又都怕家中河东狮吼。于是有朋友突然说道：“看来只有余老板有胆量带回了。”因为众人皆知我姥姥心善，或许不会计较。开始姥爷也是心虚，怎奈众人一捧，便有了英雄救美的虎胆，借着酒劲一拍胸脯，豪情万丈地答应下来。在回去的船上，和秦姑娘朝夕相处，一来二去便生出私情。回到安庆之后，又觉得理亏，不敢往家里领，便在城北僻静处租了一套房子，隔三差五跑去偷欢。时间久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小老婆，再后来连姥姥也有了耳闻，只是装聋作哑不点破，盼着他自个迷途知返罢了。
这样不明不白地过了许久，有天晚上，姥爷在秦姑娘处过夜，三更时起来小解，不小心摔了一跤，竟断了小腿。抬回家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心里牵挂着秦姑娘，又不敢挑明，每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姥姥见他茶饭不思，日渐消瘦，心中不忍，便道：“还是将那姑娘接回来住吧，既能照料你，也免得你惦念。”
姥爷没想到姥姥早知此事，而且是如此海纳百川的胸怀，顿觉羞愧难当。虽然羞羞答答地将秦姑娘接回家正式纳了妾，却从此对姥姥心生敬重，再不敢在外面寻花问柳，拈花惹草。
或许是一脉相传的血统原因，母亲从小就继承了姥姥悲天悯人，扶危济困的性格，和我那生性豪爽的父亲结婚之后，这种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家来到山东，在如何对待农村亲戚问题上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以至于许多邻里在背后评价母亲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
秦姑娘性格温柔，手脚勤快，进了余家门后，上上下下相处得很好，没有和谁红过脸，绊过嘴。她尤其喜欢我母亲，那时母亲只有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于是她经常带母亲到江边迎江寺游玩，什么荡秋千，踢毽子，唱歌，跳绳，拍皮球样样都会。姥姥让我母亲管她叫她小姨，其实她只比我大舅年长1岁，也不过就是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母亲模糊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心灵手巧、外柔内刚的女人。
姥爷去世的当天晚上，秦姑娘先是大哭一场，然后回到房里，便触电殉情，差点丢了性命。姥姥没想到看她平时少言寡语，竟还是个痴情的烈女，心中顿生惜意。
办完丧事后，姥姥就打算把我母亲过继给她，也好年老之后有人送终。但秦姑娘大难不死之后，突然顿悟，觉的自己只有22岁的大好年华，实在不愿在一个与她已经毫不相干的家庭里守寡一辈子。姥姥猜透了她的心思，便送了她不少银两，让家人将她送回了武汉老家。
秦姑娘走的前夜，搂着我母亲哭得泪人一般，次日在江边码头临别之时，对着我姥姥连磕三个响头说：“大恩不言谢，夫人的恩情小妹只有来世相报了。”说罢掩面登船而去。
这件事在安庆一时成为美谈。许多男人都自叹没有如此胸襟，连夸姥姥是菩萨心肠的巾帼豪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出走
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占领南京；次年夏，日寇沿长江挥兵西进，直逼安庆。那一年母亲小学尚未毕业。为了不做亡国奴，姥姥不顾年老体衰，带着一家老小，扛上“余良卿膏药”的牌匾，舍家撇业，踏上了漫长的逃难旅途。一家人先是沿九江、汉口、湘潭一线逃到广西，待战事稍有好转，又辗转回到皖南山区。多少次山穷水尽，多少次柳暗花明，风餐露宿，历尽苦难，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姥姥也没有让我母亲中途辍学。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姥姥终于经受不住长期的颠簸和持家的艰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带着对余家渺茫前途的牵挂和无奈，撒手西去。
姥姥去世时，我几个舅舅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可母亲没哭。
像母亲这种刚强性格的女孩子，能在19岁做出离家出走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坚决反对母亲出走的是我大舅。
这不仅仅因为在母亲的家族中，除了姥姥之外，最疼爱母亲的就是我大舅，还因为父母双亡，长兄如父，我大舅对这个年龄相差16岁的小妹更多着一份监护人的责任。
当时大姨已经结婚，随我那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姨父住在南京，三舅、四舅在国民党军方任职，也在外地。安庆老家只有大舅和二舅。二舅是个老实本份人，年轻时就随姥爷姥姥熬制膏药，虽然姥姥去世后，当上了余家老字号的大掌柜，但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我那在中学执教的的大舅。
大舅吃了一辈子粉笔沫，但你绝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而等闲视之，事实上，大舅是一位颇具魏晋名士风范的画坛奇人，其逸事趣闻至今在皖省流传甚广。
大舅生于1911年，号半聋，自幼喜爱丹青，少年时便做梦也想成为当今的嵇康、吴道子。只是因为身为长房长子，不得不继承父业，于是高中毕业后，被姥爷硬逼着考入同济大学学习商贸，三年级时，他最终挡不住艺术的诱惑，竟然擅自辍学，偷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先后师从徐悲鸿、刘海粟、刘抗、张弦等名家大师研习西洋绘画，并作为刘海粟先生的宠爱弟子多次跟随他赴杭州、苏州等地实地写生。由于大舅他悟性极高，又勤奋好学，三十多岁时，在皖浙一带已颇有名气，是我国早期从事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