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它叫唐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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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是幸运的，生在宽乡，土地也十分肥沃。所以他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
当然了，鉴于中国向来的重农轻商，所以工商业者的土地是要打折扣的。士农工商，你一个商人算什么东西！（……）
所以在宽乡的商人，土地减半；在狭乡，干脆连地都不给你了。
某天，重病的陈阿三快死了，但是他由于长年卧病，没钱买棺材（这个情景熟悉吧），于是他吩咐别人帮他把世业田买了，好说歹说，总算凑了口棺材。
到了年底，上头派了几个官吏来查看，把无人的土地收回，把有余的土地收归官府，然后官吏会一层层向上司上缴土地。
均田制大致就是这样。
但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搞了均田制，但并不是是说就实现土地平等了，请大家不要把万恶的旧社会想象成和谐社会。在古代中国，地主和农民是铁定对立的，并且统治阶级一定是地主，农民就是再怎么造反，都是没用的——自己造反成功后就会自己成了地主。
还有就是唐朝的时候，一些奴婢、妇人和耕牛都是不能作为单位授田的（以前有过以牛授田），并且土地买卖比前朝都放宽了不少。
然后我们讲讲租庸调制。
这个制度是建立在上一个张三的故事也就是均田制之上的，用一句歌词来说就是这样的：没有均田制，就没有租庸调。（原句：……）
凡授田者，“丁”每年上交粟二斛，稻三斛，这叫租。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叫做调。
而庸是关于徭役的规定。
所谓徭役就是给公家干活，但是没有工资，一般是每年干二十天，如果是闰年，还要多干两天，也就是二十二天，同样没工资。
这就奇怪了，收个税是可以理解的，每年交点米、交点布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说破了土地是政府分给你的，那这个呢？又没好处，又累，干的都是修黄河河堤之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是不好还要受罚，谁干呢？
不想干事可以的，但是必须每天交三尺绢，这叫庸。
而更诱人的是如果加役二十五天（有时候是十五天），就能不交前面说过的“调”。加了三十天的徭役，租和调都免了！并且法律还明文规定：正役不能超过五十天。
这有个名字叫轻徭薄赋。
应该说，这个制度是不错的，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和政治之间脱节的矛盾。但问题是，再好的制度也是会过时的。
引用原文就是这样的：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讲，反正一定让诸位明白。
先公布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最终归宿：两税法取缔了它的位置。
府兵制
四个字：兵农合一。以后再说，不到时候。
回来
回到这里，又要开打了。是吗？
作者题外话：继续！
第四章 薛举
混乱的局势
万事开头难，不错，虽然唐军被层层围困，但是我们说过，那些起义军充其量是摆摆门面的次品队伍，唐军要干掉他们，还是很容易的。
关键是隋，虽然摇摇欲坠，但力量尚存，万一狗急跳墙，李渊怕是挡不住的。万事就怕死磕。拼了命，就不好玩了。从这时到唐朝建立，就我的观点，这段时间是最无聊的。
接下来就是老把戏了，我说过，要让手下的人没造反的心理负担，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扶个皇帝装装门面，挂起来当偶像使，反正撒谎也不用交税，没用一脚踹开就是了，我扶得起你，自然就踩得倒你。
李渊把提心吊胆的杨侑（隋太子）立为皇帝，顺便改了个元：义宁。当然啦，他们还是很够意思的，没有忘记给隋炀帝一个太上皇的名号，虽然历史上所有的太上皇都不怎么幸运，个别倒霉的七八十了还要被拉出去砍头，可见这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就是谋略。当然，等到没诸侯的时候，就该换天子了，到时候逼他退个位就是了。这是李渊的算盘，他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以后也会对自己来这一手。
杨侑知道，自己是个傀儡，但没法子。
知道自己的结果却仍要坚持，是很痛苦的，他只能盼望奇迹发生。比如：统一天下后，李渊和他的儿子们突然喝了敌敌畏……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好争取表现好一些，以便将来混个善终。
他的第一封诏书发出了：事无大小，全归相府；授李渊假节（权杖，一种权力象征）；还把李建成、李世民之类的全封了王。我们之后说的齐王元吉、秦王世民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了，这份诏书的作者是谁，为什么发，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却并不捅破，这就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政治，需要平衡。
这时候，另一件大事却发生了：江都事变。
炀帝的失望
在古代中国，皇帝和国王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皇帝只有一个，而且至高无上，而所谓的王只不过是个高级干部或贵族（不是西周的那种贵族），因此王可以有很多。
而之前说过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屡次洗脑，因此一旦谁不安分跳出来自立为帝，其结果就会被群起而攻之，架在火炉上烤。因此像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一干起义先行者都号称是隋朝的高级军官，却不自立为皇，原因自然是争取民心，更何况隋炀帝不好对付。
反正皇帝是个名号，能当土财主就行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皇帝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皇帝了。
中原日渐恶化的形势让他一天天失望下去，但是作为支撑着中国的大树，他不能倒，因为还有无数猢狲在一边心怀鬼胎。知道了痛苦却不能丢开，这比痛苦本身更让人发疯。
想当初，不可一世，意气风发；而如今，胆小如鼠，畏手畏脚。他变得穷凶极恶，仿佛只有在表现自己那少得可怜的权势时他才可以得到安慰。极度的焦虑催生了懦弱，其实这时候如果号召天下勤王，改弦更张，局势完全可以挽回，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他像沙漠里的鸵鸟，只想把头埋进沙子，却拒绝看到近在身边的屠刀和危机。
他不想继续了，他只想偏安在江南，但他忘记了一点：政治的游戏中，只有一个成功者，没有弃权，没有退出，没有转让。
他的禁卫军都是关中人，他们不想待在山清水秀的江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他们思念自己的故乡。阴谋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等到人自己看轻和拒绝自己的时候，毁灭就不远了。
少年的聪慧，青年的得意，政变的狡诈，大运河中民工的哀号，高丽的失败，杨玄感的叛变，遍地开花的起义……
这一切耗干了隋炀帝的精力和信心。说到底，他不是原来的那个杨广了。
我错了吗？我只想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吗？
不对的，我勇谋过人，不怒自威，不对，不应该是这么一副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错了，因为你没有知行合一，做着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你有理想，却没有实行的计划、能力和条件。
天资再聪慧，要想反抗自然规律，都是不可能的，历史会有他的报复。
真的吗？
真的。
说到底，你只是个失望的失败者而已，在最后失去了信心。
江都事变
公元618年，阴历三月，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
历史上对这些禁卫军谋反的记录十分耐人寻味，由于犯罪分子过多，结果犯罪变成了仿佛正确的选择。
谋反的士兵们毫无顾忌，大白天亮的居然坐成一个圈，然后开始讨论怎么杀、先杀谁，这不像是谋反，倒更像是在讲故事，怎么一个光明正大了得。
大臣们呢？卫士们呢？侍者们呢？全都瞎了吗？全都聋了吗？
不，他们没有。因为隋炀帝之前的行为告诉了他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是怎么孤独起来的——丧心病狂、无端猜忌、用人多疑，刚愎自用，自负。
于是，在杨广老师的教导下，他的学生——所有忠于他的人知道了一点：皇帝现在什么都听不下去。
当然，冒险一试的人还是有的，一个宫女路过那些谋反者的地方，一听到就急急忙忙跑到了宫里，经萧皇后的允许向皇上报告。
第二天，该宫女因欺君之罪被斩首。
后来还是知道的人多了起来，但是萧皇后已经不想让更多人送命了——皇上根本听不进去。
其实杨广也是有自知之明的，这段日子里，他常常会照着镜子左看右看，而后叹一口气，做苦大仇深状，叹息道：“这脑袋倒是很好，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属于自己了。”
言外之意，无须多讲。
兵变还是发生了。用孟宪实教授的话讲是这样的：
江都事变，让人对皇帝制度产生了很复杂的感觉。
大业十四年三月三日，乱兵抓住了落单的隋炀帝，于是有了这段对话。
“我有何罪过，为何如此待我？”
“你发动战争，奢侈无度，折腾百姓，……（略去N条）”
“我对不起百姓，我承认，但我对得起你们啊！”
但是，恨一个人，从来不需要理由。
隋炀帝的爱子赵王哭号不已，预感到了危险，但是乱兵挥刀，杀死了他。
爱子的鲜血，给了杨广最后一击：“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
他想按照自己的死法体面地死，但是就连这个要求都无法满足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威风一世，窝囊一时。
一个叫令狐达的人上前，像拎起兔子一样提起皇帝，用力一推，皇帝就瘫倒在地上。
隋炀帝的最后一个动作是解下白练，递给令狐达，然后令狐达上前，勒住了皇帝。
杨广的脸色不断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
永远，没有续集
顺便说一句，幕后指使者，宇文化及。
机会
宇文化及把隋炀帝干掉了，然后把隋朝的秦王立为皇帝。不过这时候皇帝可不缺，而是太多了，不是卖方市场，是买方市场。
新的皇帝继位了，安抚人心总是必要的。于是宇文化及同志把朝廷中的百官全封赏了一遍。不过个别仁兄却不吃这一套，要为杨广兄报仇，准备晚上去兵营玩荆轲刺秦的游戏。
结果比较有意思，这些仁兄去了大营，还没动手，自己先被埋伏的士兵围了个严严实实——人家早有准备。
攘外必先安内，里面搞定了，就该联系外面的同行了，反正大家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之说。
后来的蒋介石手下的军阀，用的也是这种策略：表面归顺，阳奉阴违。
跑题了，回到历史上来。
既然太上皇被干掉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