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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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20多年前,毛泽东写的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人们会问汀江在哪儿呀,龙岩、上杭是个什么地方呀?而今,红旗已经跃过黄河、长江、珠江,马上就要飘过琼州海峡了。这世界,正用得上他这年4月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那句:”天翻地班慨而慷。”只是分田分地再忙,那也是轻车熟路的事,这东西南北中到处接收城市,可真把共产党人忙坏了。
一、接收城市真忙
李树基老人说:辽沈战役,打下义县,我就带着一帮人进城了。我是义县城市管制委员会主任。跑到县政府,空了,县太爷什么的都叫部队带走了。赶紧通知,谁抓走的,都送到城管会来。那时有个说法,叫“全盘接收”,就是连人带物全部接收,政府人员都到城管会报到,在城管会领导下各负其责,暂时维持局面。主动来的和非主动来的,政策不一样,主动报到的不按俘虏对待。
那时义县归冀热辽军区管辖,冀热辽派个地方干部班子来接收义县,他们在城外等着,第二天才接上头,交给他们了。我这个城管会主任就当了一天,我们挺高兴。马上要打锦州了,民运部多少事等着我呀,脱不开身就误大事了。
南下过江到咸宁,成立个咸宁办事处,本意是筹粮,什么事都得管。旧政权垮台了,接收干部未到,新政权没建立,你来了,不找你找谁呀?“办事处”、“城管会”、“军管会”,不管挂什么牌子,都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
辽沈战役未打响,锦州呀,沈阳呀,以及周边城市,接收干部就配备好了,一解放就进城接收。平津战役也是一样。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接收有了模样,长沙解放了,又匆匆走马上任去湖南当省委书记。衡宝战役要开打了,临阵调将,13兵团司令程子华在前线接到命令,让他去山西任省委书记。那时真是前方打仗忙,后方接收忙呀。
那时全国一天要解放多少地方,省市县镇区乡,那得多少干部呀。
那时,我们在前边行军打仗,后边就跟着准备接收城市的干部队,叫“南下干部团”,我们打下城市,他们就去接收。我们进军速度太快,他们有时跟不上,就是跟上了,那人手也不够呀!南下一路,特别是过江后,我们军留地方不少人。有的等接收干部到了就回来了,有的就留下了。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连留下几个人,当乡长、镇长或是书记。排长说下回就该轮到你了,我说我一个大字不识,到地方能干什么呀?我就会打仗,就让我扛枪杆吧。
张根生老人,“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离休前为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河北安平县人,22岁就当县委书记。广东解放后,他南下广东,任韶关地委副书记。
老人说:
1949年3月,四野主力还未南下,冀中地区从5个县抽调100多干部,到石家庄学习,准备南下接收城市。到石家庄集中的,还有山西和察哈尔的,男男女女,总共l千多人。后来出名的人物,华国锋是山西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周小舟是察哈尔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俩都到湖南了。赵紫阳也是南下干部,他走得晚,到广东了。
到邯郸火车不通了,就坐汽车、马车、牛车,那路牛车也走不了,就步行。那形势是喜人也急人哪。城市解放了,你还未到,都让部队在那儿忙活,耽误事儿,影响部队南进呀。
胡真一,黑龙江林口县人,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是著名的“八女投江”中8位巾帼英烈的战友。她离休前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辽沈战役时是牡丹江军区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兼直属队指导员。老人中等个头,消瘦健朗,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和邻居唠起来就是浓浓的四川腔了。
老人说:
辽沈战役还没结束,东北局就开始抽调干部,一批批南下接收城市。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大章是头一批,我和他的爱人孙明是第三批。到沈阳第二天,就让我带两个人去接管财政局下属的一家烟厂。
我懂事就抽烟,东北“三大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参加抗联后,打仗也缴获香烟,那时叫“洋烟”,抽不惯。这回,一下子让我管起几百人的“洋烟厂”,还有那么多机器。那之前.我只在家乡见过铁匠炉,打镶刀、斧头、锄头、马掌子,参军后只在抗联密营里见过缝纫机。
去厂里转一圈儿,就觉得这牙一阵阵疼起来,晚上左边嘴巴子就肿起来,嘴丫子也鼓起两个大泡―能不上火吗?
那时那人可不是给官就当,越大越好呀。
可你能讲困难吗?讲困难还能干革命吗?
那时就是三条:一肯干,二肯学,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后一条最重要。只要想着人民,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过去不会打仗,在打仗中学;现在不懂建设,在建设中学。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资本家厂长跑了,剩下个厂长助理,姓云,40来岁,懂技术,会管理。许多老工人告诉我,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用他,原来的厂长就靠他。我找他谈话,实话实说,我不懂生产,要拜他为师,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靠他和工人了。厂子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他;他若是糊弄我,我也不客气。他说,胡代表,你放心,我拥护共产党,也爱这个厂子,厂子垮了,我也没饭吃。
这个人挺实在,也肯干,经营管理上有一套,那几个月没他还真玩不转。
一次从军管会开会回来,正赶上工人下班,在厂门口排长队。都是女工,两个年长的女工逐一搜身,从头摸到脚,手里的饭盒也要打开看看。搜完一个,放行一个。我看了一会儿,让那两个女工停下,强压住火气,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对我们的工人搜身!
回到办公室,还未坐下,云助理颠颠跑来了,见我真火了,吓得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我说,解放了,工农翻身了,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怎么还搞这一套,对工人搜身?这是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你懂不懂?
大冷的天,他脸上直淌汗,连说,懂了,这回我懂了。
真懂假懂,真不好说,但他肯定不是故意作对,让我难堪。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少有不搜身的,多少年了,都习惯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了。他像我一样,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就把这事疏忽了。
我让他坐下,说:也怪我官僚,半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偷烟丝不行,该罚就罚,屡教不改的可以开除,但不能搜身。今晚咱们核计核计,想想办法,弄出几条措施。还有,你再想想,明天咱们再找工人谈谈,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反正就是一条,过去资本家欺压工人的那一套,都得废除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香烟原来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瞧这记性,刚才还在嘴边呢,就是个富贵,发财的意思。我说把它改了,就叫“解放”;“解放”牌香烟。
云助理寻思一阵子,说:胡代表,我觉得还是老牌子名气大,有市场。
开头,他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都“是”、“是”。我说这不行,我是外行,生产技术上的事得多听你的,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200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张平化带队。张平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来武汉当市委书记。惠农是辽宁省军区副政委,我提哈尔滨道里区委组织部长,3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两岁,都留哈尔滨了。一路汽车、火车,武汉解放当天下午,我们就进来了。
我到航政局秘书处当副处长,个把星期能和惠农见次面就不错了。
武汉人称“九省通衙”,上至豫陕甘川,下至湘粤滇黔,物产大都经由武汉转销各地及海外。可当时的武汉三镇成了孤岛,一是周边农村还未解放,二是敌人撤退时,把交通破坏了。粮食和原料进不来,不能恢复、发展生产,恢复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恢复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业的很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航政局却招不上来。码头上黑社会势力大,被他们控制着,找工作得向他们交钱,许多工人、船员还顶着死人的名义上班。我们贴出告示,要冒名顶替的人登记,恢复本姓本名,保持原职原薪。一个黑社会头目到我办公室,吵闹、威胁,我去找工会主席李义,召开职工大会,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为工人撑腰。
那时有种过左倾向,一些工人觉得这回咱们解放了,就得把资本家打翻在地,再骑到他们头上。有的干部习惯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这一套搬到城里,这不行。能开工不开工的,继续欺压工人的,要斗争。工人翻身解放了,资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他想好好干,扩大再生产,工人阶级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鼓励他,团结他,与他合作,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大家和国家都有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