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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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局子丢失的经过。
也真够顽强的了。
不过，“最顽强”的还是184师。
“难兵集中营”天津，近6万难兵有近1/10为滇籍，清一色为守锦州的原60军184师和93军官兵，辽沈战役被俘释放后，陆续涌来天津的。
对这些像乞丐，又像土匪，更像瘟疫、瘟弹的难兵，陈长捷实在头痛、讨厌，不想管，又不能不管，就把5千多滇籍难兵编为冀东保安第3总队。名为部队，却不发一枪一弹，一天三顿饭只能吃个半饱，实际就是画地为牢，集中关禁闭，免得扰民滋事，也不能再到各处兵营乱窜，到处讲林彪大军多么厉害，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
滇籍官兵怨声载道：打仗卖命就要，不打仗就不要我们，当俘虏有饭吃，逃回来受饥寒。
内战还未开打，蒋介石先收拾了“云南王”龙云，又把滇军60军、93军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运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欲借共产党之手铲除异己。鞍海战役中，60军184师火线起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打内战不惜血本，又是空运，又是海运，把他们弄来这做梦都未想到过的地方，如今成了散俘、难兵，谁还搭理他们？他们又不同于那些操着冀鲁豫湘赣蜀口音的难兵，从东北到滇池，几近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关山重重，一双脚板，饥寒交迫，什么时候能到家？还能回到家吗？滇军像其他地方军队一样，素有抱团传统，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当了难兵，到了天津，也迅速聚拢起来，像雪球样越滚越大。
把这样一群难兵组成一支军队，其中不乏一种乡情和义气，让弟兄们有个名分，有个着落，安顿下来。也有国民党的死硬分子，要和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像杨朝伦等人。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
原184师师长杨朝伦，与刘国举直接电呈蒋介石，请求恢复184师番号，发给武器装备。经蒋介石同意后，将这些难兵编成一个建制师，辖550、551、552三个步兵团，并有直属特务、工兵、辎重、炮兵各一营，还有一个通信连，领取步枪300支，子弹3万发，在天津南郊灰堆整训，杨朝伦、刘国举分别任师长、副师长。
鞍海战役时，杨朝伦是184师550团团长，551团在鞍山被歼，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师部和552团起义，杨朝伦在大石桥假意谈判起义，结果一个团只他带几十人逃脱。一年后在梅河口，重建的184师又被3纵第二次打掉，辽沈战役中又在锦州第三次被歼。算上天津这次已是第四次了，这次可是彻底玩完了。
到12月中旬，由于散俘不断到来，滇籍难兵集中营的184师，已经“发展壮大”到6千多人，形势也越来越吃紧了。陈长捷这才恩准，先后拨给步枪3千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小炮50余门，各种弹药40余万发，并补充兵员1500余人，成为一个7千余人的半装备师，将其摆放在南开大学、中央医院一带。
陈长捷心头明镜儿似的，把它摆在那里，也就是摆摆样子而已。
天津城大兵少，别说那些警备旅、护路旅和保安团了，就是由其改编的所谓正规师也不堪重用，他们缺乏大战经验，甚至缺乏一般战斗经验，可你讲“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或多或少也能稀里糊涂信上几分。这个全是老兵的184师，军事技术、战斗经验没说的，却任是什么也蒙骗不了，他们的战斗经验同投降经验一样丰富，太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了。
天津攻坚战开始后，184师阵地刚受到侧击，一、二线守军就放下武器。只有杨朝伦精心挑选的预备队，为掩护师指挥所抵抗了一下子，就和他们的师长、副师长一道熟练地举起了双手。
由城南向北打的9纵、12纵，听说攻击地域上有个184师，知道底细的人就说，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呀，死死活活都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呀？
大家都笑，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第六章 （九）“一切为傅负责”
“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按说，在扔下这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后，陈长捷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应该踏实些了，结果却仍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安。
不过，也不能说一点底也没有，那就是认定“平津一体”，唇亡齿寒，傅作义不会白白地把天津丢给共军——就像郭景云坚信老军长不会扔下35军不管一样。
陈长捷将天津分为三个防守区，西北区以林伟俦指挥62军防守，东北区以刘云翰指挥86军防守，南部地区由94军43师负责，他自己兼任指挥。如此配置兵力，是因为他判断共军将会在城北发起大规模攻势。“博士将军”杜建时的判断，与共产党军队几乎不谋而合，陈长捷自以为是，听不进去。14日凌晨，184师偶然得到准确情报并迅速上报时，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部署在北面的主力中的主力151师，没有什么作为就缴械投降了。
为了实践那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陈长捷又颁布了6条战时军纪：
一、全班士兵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班长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二、班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排长将班长就地枪决；
三、排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连长将排长就地枪决；
四、连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营长将连长就地枪决；
五、营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团长将营长就地枪决；
六、团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师长将团长就地枪决。
6个“就地枪决”，营长杀连长，团长杀营长，师长杀团长……就这么一路杀将下去，那陈长捷由谁来杀呢？
1月4日，陈长捷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比之后来的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强打精神的死硬，倒不如说是例行公事的装腔作势。更准确地说，则是与那6个“就地枪决”异曲同工地要部下为他和傅作义卖命。
12月18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辏А⒘谧懿坎文背の夤獬唇颍桓沤ㄊ币环饨槭那妆市牛沤ㄊ庇�3位大员商量，将天津守军撤往塘沽，从海上南退，加强华中力量。杜建时即邀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到自己家，两位军长暗示愿意立即行动，陈长捷不同意：如果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
当天晚上，唯傅作义马首是瞻的陈长捷几次请示傅作义，傅作义以“待考虑考虑”作答。
陈长捷表示：“一切应对傅负责。”
又拉杜建时到另一室内，情绪激动地说：“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又一个“忠肝义胆”。
而当城防突破，巷战快要打到身边时，陈长捷致电北平，回答仍是“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他也骂起来：“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杜建时认为，一旦平津间铁路截断，平津就成两座孤城，死守平津是步死棋。唯一的生路是依靠塘沽这个出海口，进可从海上支援，退可从海上撤走。
无论是对共产党军队主攻方向的判断，还是劝傅作义及早收缩兵力，退守平津唐，这位“博士将军”的目光都比陈长捷、傅作义强多了。
还因为派系出身、立场不同，他是蒋介石的人，当然不会想着西去绥远。
自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许多人纷纷出走。杜建时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博士将军”，在美国有那么多社会关系，为什么要留在天津束手待擒呢？
我是蒋介石培植的青年将军，38岁就当了天津市长，对蒋介石是有着较深的感情的。加上我存在着封建的忠孝意识，感到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因此应当士为知己者死。
还因为像陈长捷一样存在幻想，想等着北平傅作义的“办法”。
我想假如傅投降，我们也随着投降的话，我就做个老百姓，既不愿在共产党做事，也不愿回国民党做事，就到国外教书去。因为我认为国民党没有前途。我曾在美国留学，我想回到母校去教书，从此离开军界、政界。
12月29日，飞来一架专供杜建时“必要时使用”的小型客机，并要他“严格保密”。
因市内机场跑道又短又窄，飞机着陆时摔到跑道外边去了。一星期后，又飞来一架除飞行员外，仅能容纳一人的小飞机。这当然都是老蒋的意思，老蒋也真够意思。
飞行员每天都问杜建时：走不走？不走就没时间了。
1月11日，即天津攻坚战前3天，杜建时对飞行员说：你走吧，我不走了。
我已经对天津市属各机关下达了指示：不要离开岗位。不让别人走而自己先走，情理不容。
又一副“忠肝义胆”。
12月20日深夜，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105军参谋长成于念，251师师长韩天春，259师师长郭跻堂，察哈尔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焦达成，在靳书科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都认为北平被围，张家口被围，新保安突不出去，彼此支援不上，最终必遭各个击破。
成于念和焦达成说，八年抗战没战死，如今死于内战，太不值得。主张以靳书科代表察省人民，同共产党谈判起义。
韩天春不同意：傅总司令守涿州时，我任见习排长，随傅到现在，当了师长。守涿州那么艰苦都没投降奉军，今天决不能叛傅投共，一切都应以傅总司令的决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郭跻堂的态度比韩天春还坚定，坚决跟定傅总司令。
靳书科总结：不战洽和是一条生路。但我等随傅总司令转战沙场，傅总司令对我们多年培养教育才有今天，我们怎么能叛傅投共去做他的叛徒呢？
一口一个“不能叛傅”。
5人都是上党同乡，多年要好朋友，所以不必像陈长捷与两位军长、一位市长那样，都盼着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陈长捷那句“一切为傅负责”，道出的不也是同样的“傅家军”主题吗？
9月中旬，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为拉选票，密令全国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限期上报，重发党证，逾期不报，取消党籍。蒋介石任命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这是个硬指标，察绥军的军官都是国民党党员。这回傅作义却根本没把这党票当回事儿，故意拖延时间，结果察绥军中的国民党党员均自行脱党。“党国”、“党国”，“党”没有了，可那“国”呢？
身为地方军政要员、国家命官，理应时时处处为国家社稷着想，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傅作义——“一切为傅负责”。
八年抗战，他们都曾为国家、为民族冲锋陷阵。忻口战役，陈长捷还身负重伤。毫无疑问，那时候他们是爱国者，可现在他们爱的是什么呢？
《三国演义》中，刘备不顾诸葛亮和赵云等文武官员百般劝阻，心中只有哥们义气，以倾国之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结果被火烧连营七百里，蜀国从此一蹶不振。
陈长捷们的“一切为傅负责”呢？
宜兴埠大火，被战火摧毁的天津和新保安民房，在战火中死伤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