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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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么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代表团的秘书——安吉尔·希斯和格莱德文·杰布密切合作。由于在会议上,大量的问题中间涉及到拉美国家,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未来组织的问题,担任罗斯福总统中南美问题助理的内森·洛克菲勒出席了数次会议。 会议的日程十分紧张。但是,每逢星期天,主人总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游览和娱乐节目。有一次,在会议闭幕前夕的一个星期六,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梯纽斯宣布,这个周末洛克菲勒家族邀请与会者参观纽约。 “晚上六点,”斯特梯纽斯说,“我在机场等你们……” 我们升空时,太阳还没有落山。飞行高度很低,所以下面可以看清楚从巴尔的摩绵延到纽约的庞大工业区:这里曾经铸造了战胜共同敌人的武器。一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拉加地亚机场。我们被安排入住“沃尔道夫·阿斯托丽亚”,这是当时纽约最豪华的饭店。 刚刚在客房安顿好,斯特梯纽斯邀请我们到这家一个名为“星际之巅”的大餐厅吃晚饭。大厅的里面乐队在演奏,女歌手热烈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 晚宴非常考究,但夜间的节目并未结束。 夜里11点,斯特梯纽斯又出现在饭店,邀请我们到一家名为“钻石马掌”的俱乐部去。厅堂面积不大,用金色红金丝绒装饰,宽阔的舞台上是五光十色、穿插着十分轻佻的表演。显然,我们的主人是这里的常客。起码,门僮,领班,侍者等人都非常熟悉他。我们在俱乐部坐到了深夜。 第二天是游览市容:帝国大厦,华尔街,纽约交易所,博物馆等等。晚上,我们出发到第五大道,参观庞大的摩天大楼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成了已经十分熟悉的内森的客人。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除了我们几个代表团之外,还有一批美国的贵宾。 主人迟到了。这时,经理请我们到各色饮料齐全的酒吧。气氛无拘无束,只有身穿带金银边饰的侍者保持着正式气氛。突然,经理拍了几下手掌,高声唱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内森·洛克菲勒……” 内森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大厅,看起来与众不同:淡棕黄色头发,晒黑的脸上线条分明,有点像北美印地安人的长相。他向众人鞠躬,与各个代表团团长握手,并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而后走到斯特梯纽斯旁,开始跟他说话。 内森·洛克菲勒的穿着非常随便:上身的深棕色西装穿在他身上大得像口袋,西裤的膝盖处皱巴巴,大概好久没有用过熨斗了。可是他本人一点儿也没有不好意思。他无拘无束,然而在场的许多美国人对他表示了关注。 我走近内森,感谢他邀请我们参观纽约,并请他讲一讲洛克菲勒中心。他建议我们登上摩天大楼的顶部,以便得到这个独特建筑物规模的有关概念。原来,内森本人直接参与了他的建设。 “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当我们走向电梯时,内森说,“三十年代初开始建造70层的摩天大楼,当时我刚满24岁。不过,我已经有一些大型建筑的经验,但这里有自己的复杂性:大楼在交通繁忙的市中心建造。我们家族买到了曼哈顿的这片土地,但不能越出它的范围。建筑工地周围街道通行车辆的部分,包括人行道,必须由行人和车辆自由通行。必需的材料和金属件夜间运进去。最终,建设按期完成,并且在第一个演季‘无线电城’音乐厅接待了观众。” 走出电梯,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内森打开了一扇金属门,在我前面沿着陡峭的金属楼梯走上了摩天大楼的顶部。我走到边上,停在栏杆旁。从这里展开了一幅梦幻般的景观。底下是巨大的、闪烁着七色彩虹的灯火。空气是透明的,因此可以看见在街道狭窄的缝隙间汽车的红黄色灯光在运动。左边,在透明的月光下,是像针一样尖尖的“克莱斯勒”大厦,前方在深蓝色的天空下升起的是庞然大物帝国大厦。在往前,在哈德逊和伊斯特河两条银带之间,是弯弯曲曲灯火辉煌的百老汇,在它的尽头可以看见华尔街上老摩天大楼的侧影,在大西洋上闪闪发光的月色道路的背景下,层层错错地竖着。 在顶层散了一会步之后,走了下来。在电梯里,我终于向内森问了那个使我十分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向他这样富有的人,穿着如此随便? “是这样的,”洛克菲勒回答说,“没有一百万的人,当然必须认真注意自己的外表,而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则可以允许自己有某些怪异……” 当我们回到大厅时,经理立即走到洛克菲勒跟前并问道,是否可以开始参观中心。他点头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无线电城”。首先给我们看了录音师、灯光师和电影放映机的场地,然后带我们到了后台,这里,美女“罗赛特”演唱组正在进行下一场演出的排练,她们一个个浓妆艳抹,但在近处看起来远不像从观众席上那样好看。斯特梯纽斯与洛克菲勒一起尽地主之谊,向我们介绍了芭蕾舞群舞的负责人,原来他来自敖德萨,俄语流利。 看过舞台设备之后,我们又去看了无线电台,这里没有任何特色。然而,旁边的房间却使我发生了兴趣。内森解释说,这是试验电视台。我们跟着他走过隔墙。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带暗淡玻璃屏幕的方盒子。内森按了一个按钮,这个窗户开始发出淡蓝色的光亮。过了几秒钟,在这个神秘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人影,轮廓迅速清晰起来。这原来是斯特梯纽斯,以及与他谈话的英国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卡道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