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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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施腾策。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中营被纳粹杀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俩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一顾。但在一个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狱或掉脑袋的年代里，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维系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尽管我与埃米在结婚将近30年后离婚，以后又结过两次婚，她始终是我的一位知音，并且通过管理柏林我父亲的档案馆一直与我们全家保持联系。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发生一次突变。这天，我们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鉴于纳粹仆从国与热爱自由国家的情况迥异，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将予以解散。毋庸讳言，这一决定背后有政治背景。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国达成的妥协。西方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在他们的老窝里煽动革命的一个危险组织。
我分配的时机极其幸运。前一批毕业学员肩负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国，却不幸中了第三帝国反谍报机构的圈套。德国的反谍报机构一直冒充抵抗组织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而苏联当局对此信而不疑。结果这批学员尽数落入盖世太保和军事反谍报机构的手中，全部罹难。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这批人幸免于重蹈覆辙的厄运。我们于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农庄里，搞机械维修，兼管给白采尔科维河上的驳船卸货。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仍然令我们吃惊。老师不是总说，共产国际是永恒的，是共产党的最高形式吗？但平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让我们不加怀疑地绝对服从命令。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许因为父亲是知名作家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德国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兼评论员。党的领导人觉得我适合干这一行。该电台是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德国共产党的喉舌。于是我回到莫斯科。20岁那年，我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在卢克斯饭店威廉·皮克房间里举行的各次会议。皮克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家饭店在外国共产党人遭清洗的日子里曾处在风口浪尖上。正是在这儿，我还认识了战后成为东德国家领导人的乌布利希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埃米被派往前线，通过麦克风用德语向德军喊话，对敌展开心理战。她手持话筒沿着敌人的战壕走来走去，告诉德国士兵，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呼吁他们缴枪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伤。由于担心再次分手会是永别，我们举行了婚礼。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俩始终天各一方。
翌年5月，终于迎来了胜利。法西斯德国被打垮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父亲与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康尼此时已在德国。他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并因作战英勇荣获六枚勋章。他写信给我们说，盼望在德国团聚。我开始收拾行装。在共产国际学校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送我们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将来盟国最终战胜法西斯之后把我们派回德国。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第三章 斯大林的学生
离开德国到莫斯科那年我11岁。11年后又重返德国。人们常笑称我是半个俄国人，有时甚至带点批评的味道。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看做是对我的侮辱。俄国人的关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在苏联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俄罗斯人民博大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遇到同苏联人发生争执时，我凭借与苏联非同一般的关系说话较少顾忌，也更有分量。
日后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机会，就从德国官员的身份中溜出来，像一个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样漫步街头，与人攀谈。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对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了解更深。我会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们住过的那栋楼。现在这座楼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父亲和弟弟。我还去探望住在阿尔巴特区的许多老朋友。我和挚友阿利克一同穿过我们以前住过的小区，步行到高尔基大街。现在它又恢复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维尔大街。阿利克在二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如今是一位德语教授。学生时代，我俩常常排几个小时的队，为在着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看一场塔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去看学校附近的一家犹太人剧场的主角上演的戏。我俩都喜欢俄罗斯古典作品，还有19世纪欧洲大师的作品，如海涅、巴尔扎克、高尔斯华绥和马丁·杜·加尔，以及文笔简洁遒劲的海明威。1941年夏天我俩重逢时，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静的河弯处，一起背诵勃洛克和叶赛宁的诗。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再说党派我到共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那时我23岁，踌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比重。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启蒙者，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同盟，当然是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和所有的共产党人均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是绝对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惨痛教训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斩尽杀绝。实际上，斯大林最初对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虑，他想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时有多种选择。
返回德国后的情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痛苦压抑得多。许多年后，弟弟在他拍的一部电影《那年我十九岁》中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电影描写了一群天真热情的年轻人在得知极其野蛮暴行的真相之后的心理感受。年轻正直的主人公与他所处的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红军的迫近，各城镇的市长忙不迭地卷起纳粹旗子，有的干脆把旗子中间自圈里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参与了在苏联占领区筹建一个新政权的工作，我随党的机关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与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4月先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一个月后，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着崭新的西装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军用飞机回国。从空中望下去，战后的土地满目疮痍。
我们这批人成分五花八门。既有老共产党员，又有父母是老共产党员的德国战俘。回到德国后会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有谱。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许共产党在德国合法存在。没有人高谈阔论建设一个新德国。谁都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德国人的衣食住行，以渡过难关。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国。这是我们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国令我们既激动又伤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国城镇千疮百孔。飞行途中，被夷为废墟的华沙从机翼下掠过。整个城市荡然无存。瓦砾中灰烟缕缕，好像从烧死人的木柴堆里冒出来的。我们这架飞机是在柏林刚刚开放使用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上降落的首架飞机。三年后的柏林危机期间，这个机场成为盟国空运的交通枢纽。当时没人想到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柏林还能重建。
我们这些共产国际的孩子受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纳粹历史并真诚地相信，凭借在学校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能荡尽纳粹流毒，建立一个新德国。然而，整天跟这些曾对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欢呼呐喊过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比我想象的难得多。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纳粹在他们的助纣为虐之下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了累累罪行。没有谁因纳粹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负罪，或反省自己的责任。埃米有一次听到几个妇女议论我们电台播放的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报道：“德国男人绝干不出这样的事！”德国男人这种说法完全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式的语言！这种论调她们听了整整12年。
许多德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不少人认为，我们从苏联搬回来了另一种独裁制度。西方国家后来曾挖苦我们用红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当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国人中，我们这些德国共产党人大概属于对斯大林的罪行感觉最迟钝的，因为是苏联把我们从死亡或监禁中解救出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虑，也无法与希特勒残暴政权下的经历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暴政。对于我和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方式也许有些粗暴，但我们始终认为，归根结底它是一支代表进步的力量。当时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接受与此相反的任何观点。
这种态度日后决定了我们在冷战期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当听到有人骂我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说的是否属实？”而是“他们攻击我们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自我辩解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再也听不进批评意见。
那时我们非常幼稚。我以为，德国人从战败的重击下醒过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感激苏联人把他们从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对他们的救星表示热烈的欢迎。实际情况跟我想的大相径庭。在我住的居民区内，有一家纳粹分子被赶出了他们那套宽敞的住房后，左邻右舍开始为谁有资格搬进去而争吵不休。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虽已垮台，而德国人仍为争夺个人的“生存空间”斤斤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