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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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人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他叫马歇尔。我们彼此要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互相信任，共同去冒险。他身体壮实，大约6英尺1的个子，体重约250磅，红头发，红胡子，一双大手。他穿着工装裤，是个卡车机械工，可以偷任何东西。我对他说，怎么偷卡车和轿车，我一点也不懂。“这没问题，”他说，“我马上就能教你。”我们一起交谈，谈谈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谈谈各自的经历和家庭。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痛快，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感受。他说，在和我接触以前，他以为特工一个个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人，根本不了解街道上的事。但是，我却与众不同。他说：“看样子你能干得好，当个像样的盗贼。我能帮你打进去。”
对于这次行动，我得要有个名字。我对此并未怎么多考虑。这部分原因是我头脑里已经有所考虑，那就是从老电影片子里、书本上或其他地方找一个现成的就行了：多尼·布拉斯柯。我就这么成了多尼·布拉斯柯。调查局就以这个名字给我配了驾驶执照和信用卡。这时的计划本没有想到要作长期的隐蔽。但是这次打进去用了大约6个多月的时间。
马歇尔对我介绍了一个梗概。盗贼的头头是个名叫贝克的家伙。担当警戒和实际作案的大都是19岁或20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窃重型机械，轿车直接偷自新车的停车场。车主是建筑公司的人和公务人员。豪华轿车的车主只是那些大款。
马歇尔要把一辆盗来的福特牌40吨货车运给在佛罗里达中部城市莱克兰的几个伙伴，这些人正在给磷矿队的人输送卡车。这是我要干的首次任务。
我们正准备动身，负责这事的特工忽然说，他们想要在我身上搞个有线装置，想要我携带一架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我不大赞成，因为那种东西带在身上又闷又热，连防风外衣都不能穿。我穿的是班农牌衬衫、牛仔裤。我问道：“我怎么能藏得了一台录音机？”他们说：“我们将扎在你的背上。”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公务，还不想给人以为我像是不听话的人，就同意了。那台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扎在我的后腰上。对照镜子一看，我好像在衬衫下面的部位长了个瘤。
马歇尔说，他要把我作为伙计介绍给其他的盗贼，就说是通过一个叫鲍比的伙计认识我的。鲍比已经死于车祸。他还向我介绍了鲍比的情况，足够我应付场面。由于鲍比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向死人查询。
我们把货车开到停车场地，要在那里等顾客。我们下了车，会到了那些顾客。他们在车子周围走动，仔细检查。我也要不停地走动，好使自己正面对着他们，不让人待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后腰还扎着那么个东西。有个叫拉斯的顾客正在谈着他有多少辆卡车可以卖给磷矿队的工人，他还有多少多少别的装备。他的脚步不停地走动，我也不停地走动，不让他看到我的背部。
我们把这辆货车开价为1，500美元。在1975年那时候，这辆车要值4，000美元。到后来，拉斯说这辆车对他派不上什么足够的用场。为了套住他，我们还得另外挑选一辆。
我返回到我和马歇尔居住的荷里得旅馆以后，我就向特工报告说：“我实在不想扎这么个讨厌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就像个驼子。”
结果一查，机器出了故障。那盒磁带怎么也取不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打算会见头头贝克，地点在佛罗里达的巴拿马城，靠圣安德鲁湾外的一个狭长地带。我们住在坦帕市东部莱克兰的一家汽车游客旅馆里。马歇尔利用周末时间教我学习业务。他教我怎么样用一种叫做“小破坏”的工具，在汽车的外门板和玻璃之间划开、钩住锁栏就可以上车；怎么样在5分钟之内取下遮泥板接触车子牌照号码，牌照号码是用金属粘上并且铆接得很牢固，我们就砰砰咚咚敲下铆接处，用塑料带取代，贴上新的号码；教我用“小破坏”怎么样“电线热化”点火装置，穿孔驾驶台上的点火装置筒。点火装置一旦穿了孔，你就越过了点火装置锁，就可以发动引擎了。到了下一天，你就可以从汽车零件商店里买部分零件，换下点火装置。他还教我怎么样从车下面使方向盘失灵。这真是一所大有可为的学校。
我们到巴拿马城会见贝克。他是个粗汉，脸上红光满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是个有前科的罪犯，行骗的老手。他大吹大擂，说他在匪徒中，在摩托车团体里，在码头上有许多朋友。
他盘问我和已故鲍比认识有多久，问我干些什么。我说，我和鲍比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在一起干过一些事，等等。由于我对汽车方面仍然懂得不多，所以我并不把自己作为长期偷车的人设法应付。我说，我主要是夜间闯入室内干些偷盗的事，最近大都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一带。
他对我的话表示相信，因为马歇尔就在一旁，发誓为我担保。
我也表白一下自己。我说，在搞汽车、轿车方面，同伙中有些人在技术知识方面可能比我强，但是我懂得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和安全保卫。因此，我如果和这帮小伙子一道外出，在行动程序上我也要有发言权。我说，我不仅为了一个晚上100美元而偷车，我还想参与结束阶段的活动。
我不得不采取一个有领导身份的姿态，因为我们外出时，我要能控制这些年轻人。我们在获得证据的同时，还要指挥行动避免出现暴力。因此我对贝克说，我和马歇尔要指挥开枪的事。
他表示同意，并且要把这个意思传达到那些小年轻人中间去。
贝克对我讲到了他所做出的种种规定：特别型号、色彩、附加物等。我们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以零售价格的4分之1或2分之1出售。像带有附加物的林肯牌和卡迪拉克牌轿车，价值大约12，000美元，他要得2，500美元。集装箱货运列车价值在10，000至15，000美元，货车1，500至2，000美元，倒垃圾车4，000美元。
我们得到的报酬交给联邦调查局。马歇尔作为知情者，每个月还有费用，但在干这里的活动所得，他不能保留。
贝克想要我们搞一辆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他已经盯上了巴拿马城外的一辆，迈阿密市有个买主愿付15，000美元买下。第二天，我和马歇尔去窥看情况。我们的车停在街对面的一家酒店旁。我们想看看是什么地方的车，车子是不是在行驶，好决定行动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待了20分钟，忽见一辆治安官的车子停了下来，车里的官员往我们这边走。他说，酒店老板已经怀疑，想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待在那里。
“长官，我们正在考虑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说。“已考虑好了。”我们走进酒店买些啤酒。
当天晚上，在对车子下手之前，马歇尔给我作了扼要说明。我自己去动手，看看我能不能干好。记得他讲述过电线热线的情况，以及我该怎么动手。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呈扁平形，有一整套卧铺设备的车厢，有通风设备，司机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机室里就可以干我要干的事。
我们来到车子附近，侦察了一会儿，查清治安部门的巡逻队什么时间经过这儿，两班之间相隔多长时间。马歇尔待在外面担当警戒。我往车边走，5分钟就进去了，接着就启动引擎，把车开走了。
我驾驶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莱克兰。我们想乘白天在那里睡几个小时，然后再开往迈阿密。我们把车停在旅馆的停车场。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特工人员走到车子这边，记下了车上的号码等一切数据。
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到了迈阿密，会到了贝克和那个客户。客户本想把这辆车子转手倒卖给在欧洲搞公路建筑的一个承包商。不过，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想买了。
贝克只得返回巴尔的摩。他对我们说；“你们俩朋友要把车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买主。”
这么大一辆车，我们藏到迈阿密的什么地方呢？我问了问那些年轻人。从州立公路巡逻队来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把车藏到迈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里。把我们偷盗来的车子藏到政府部门的院子里，我对这个建议并不热心。不过，他们说那个院子很大，有好几个车库，藏在那里很可靠。
就这样，我们的车暂时就藏在那里。
汽车、卡车的停车场，除了电灯和进出口有铁链以外，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安全措施。警察巡逻队一般是每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动顺利，5分钟就可以搞到一辆轿车。
我们出去偷车，我是单独行动。这儿既没有联邦调查局密探，也没有公路巡逻队。干这样的隐蔽行动，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谋的同伙，也不想要执法机构为你监视现场。这种作案也不会有人向警察报告。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我身上没有带联邦调查局的身份证。我不想冒被逮住的危险。官方警察身上并不带身份证，有些人身上暗藏有证件。我个人的感受是，带身份证有另外一层担心。你如果被警察抓住，你说清楚就可以脱身。或者你受到审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陷入困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告诉执法官。你接受检查，让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去决定他们想干的事。当你从事隐蔽工作的时候，你要把执法证件丢在脑后，不去想它才对。
偷一辆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当我出去行动的时候，我真的情绪激动起来。尽管我干的是神圣的工作，可是我单枪匹马，既没有人为我监视，也没有任何保护。当你和顽贼、有前科的罪犯以及带枪或不带枪的伙计一道去偷汽车，你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的头脑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你想获得案件的证据，你还想保持警戒，确保他们不要越轨，不要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你还在担心别被逮住。
如果这帮家伙被逮住，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他们会试图打出去吗？如果一名警察碰上三四个偷车的家伙，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作案中有人采取行动，这个警察会不会开枪？
如果我们都在一起受到审查，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该如何保护行动计划？我怎么样保护马歇尔？又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当你外出作案的时候，你头脑里会从各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一周要偷5…10辆车。
有人向我们订货，要3辆卡迪拉克牌轿车。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的中部城市里斯堡物色到了目标。一处停了两辆，另一处有一辆。当天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出发，偷到了车。我们奔向莱克兰，赶回到我们居住的旅馆。马歇尔驾车尾随我们。我们当然很匆忙。这些车子的窗口上还贴有新车的标签，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弄到了假的登记证。
我们沿着公路风驰电掣般行驶。突然间，我的车镜上闪出道道红光。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阻拦了我。在早些日子里，我带的是9毫米的自动手枪，就藏在我的座位底下。
我立即下了车，问警官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