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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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回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冷战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Tailor，Soldier，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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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4）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5）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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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冷战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冷战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