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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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8 海市蜃楼（4）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8 海市蜃楼（5）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