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谈话录-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系、经历，等等，通通做了图表。用民族学的眼光去读《礼记》等书，这到今天还是蛮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几年工夫，认认真真地读古书：《春秋》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榖梁传》稍为差一点，也看看，因为我对经文学不怎么赞成，读《公羊传》、《榖梁传》是为对照《左传》而言的；《诗经》我是认真看的；“三礼”以《礼记》为主，《周礼》和《仪礼》辅之；四史是以《史记》为主，其他三史辅之。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1）
顾立雅
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想过去留学，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同学中选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为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钱思亮校长不服气，特别给我安排，请胡适先生帮忙。1957年夏天，胡适先生受了钱校长之托，曾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这样我就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独立研究。
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
我的老师顾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基本没有问题。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顾立雅读俄国史出身，后来他到北平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朝代的书。
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到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多了十来倍。
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宽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选的课只有一门是中国的历史，这门课基本不用上，就是写阅读报告，所以我读书的自由度很大。顾立雅给我极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断启发我接受挑战。比如说中国的“刑名”，中国人不细想的话，会把“刑名”当作是刑法。顾立雅和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刑名’两个字怎么解？”我猛地触动了一下，我讲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刑法，他解释给我听：一个是形状，一个是名字、名义，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实和名之间的关系，对我冲击很大。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顾立雅对形名的解释，是以数字来管理。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2）
顾立雅很矮小，很严谨。他读书很勤快，文章写得极好。他的英文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不但汉学界里，在美国学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没孩子，离了婚再结一次婚，脾气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会乱搞。
在我们今天看来，顾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国自由分子的定义跟英国当年自由分子的定义不一样，后者主张个*利，反对国家权力。美国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后，是国家执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搞社会福利院，等等，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很精确，左右易位。那么，顾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义。
民权运动
芝加哥神学院创校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我就住进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神学院宿舍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讨论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图书馆消磨了岁月。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我在医院里开刀诊治，也有意思。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的医生对我的手脚残缺情形很感兴趣。医生当场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医疗、吃住，全部免费。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3）
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当年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里都是中国人，这种日子非常枯燥。他们很多人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我替他们想，觉得不免很乏味。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比我读得深入，不像我读得乱七八糟。
美国在二战后，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二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权阶层的斗争，而国内有那么多穷而无告不公平的现象。美国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国家，民权运动是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黑牧师、白牧师都有，黑牧师尤其多。那是一个到处都有人抱持理想的时代。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林肯解放黑奴，黑人并没有真解放。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从南方上来的男女黑工人，坐火车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第六十三街下来，就有人在那里招工，登记名字，说：帮你安排住处，帮你找工作。两眼漆黑不识字的黑人，就此上了当。一个房间就可以摆上八个人，仅有地上转身的余地。一层楼面可能是二十个房间，两个厕所，楼梯上的灯是没有灯罩的小灯泡，直上直下，一摔就摔到底。他给你工资，替你保管，你要钱就问他拿。他开赌场，赚你的钱，赌输了就拿你的工资扣掉。
我亲眼目睹*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