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谈话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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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这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的事务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可惜后来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
第三章 台湾大学（4）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有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国民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台湾大学（5）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终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我家来问话。”这种作风后来没有了，在大陆也不多。同时代的大陆正是乌烟瘴气，就是台大一块安静土，那七八年里，培养了一批台湾人文学科的学者。
我1949年进台大，1953年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所毕业，一毕业就进史语所。第一年在台大外文系时，我也选了很多历史系的课，后来我读历史系，外文系的课照旧听，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开同学会一直都没有丢掉我，最近我们同系同班的学生聚会，还特别凑我在台湾的日子。
台大曾经有过研究生，是“*”派来借读的，当时是有研究生而没有研究所，后来办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学生也就几个人。老师还是原班人马，想选什么课的话，老师可以特别开一门课。
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