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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许倬云谈话录-第5部分

小说: 许倬云谈话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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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
  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
  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
  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
  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
  

第三章  台湾大学(1)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已经在台湾了。我姐夫王纯一在糖厂工作,我们就住在糖厂宿舍。王纯一的孙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
  我们作为流亡学生征选去插班,我插到台南二中,读高三下,三个月就毕业了。那个学校程度跟辅仁中学差太远了。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的太太替我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她出自好意。
  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是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
  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台湾大学(2)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族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

第三章  台湾大学(3)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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