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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许倬云谈话录-第3部分

小说: 许倬云谈话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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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军队住在沦陷区,军人想孩子了,看见中国娃娃,拿糖给他吃,照个相,说“日支亲善”。那个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这是个别问题,一到战场上就不一样了。
  日本国内也是穷,吃不饱饭。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对军人专政,反对战争,很多自由分子,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杀了,被关了。我有个日本朋友是吾妻洋教授,比我小一岁,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自由分子。他祖父在明治维新时讲“天皇机器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天皇不是人,不是神。这个犯大忌讳,军阀把他关起来。因此,日本国内没有反战的声音。
  日本人几乎都被军阀架住了。日本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像内藤湖南对中国了解之深,对中国之友善,确实可佩。但是在抗战的第二年,日本要让汉学家都承认自己对中国友善是错误的,所有的汉学家都经过这个改造程序。我的朋友西岛定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也经过这种改造,改造方法跟中国一样,没日没夜地开会。
  到今天,日本的当权者始终还是大财阀、政客和军人,他们不肯承认父兄犯的罪。而且,日本被原子弹打败,不服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机器告诉他们的是“日支亲善”,告诉他们的是中国人欢迎日本军队进城,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在外面残暴,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奸淫掳掠。日本人逼迫中国人拿着灯笼在路边欢迎,照相时,只照排的队,不照悲苦的面貌。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个忠烈祠。明治维新不是和平的,维新前后都有战争。从明治维新的几次战争,到日俄战争,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死亡者都奉祀在里面。我去看过,不单靖国神社,每个县都有个神社,也都有牌位,这么小,写名字。这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里头有经过国际法庭审判是战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负战争责任的人,去祭拜就等于承认战争是对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杀呢?他们说战争是不能以常理论的,是作战双方的死亡;他们不承认南京屠杀死亡的老弱妇孺,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政府说“全民皆兵”。
  

第二章  辅仁中学(1)
无锡社会网络
  少年时代,我走过很多地方。抗战期间,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四川都住过,旱路、水路都走过,看见很多地方。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无锡。
  我母亲章舜英也是出身无锡世家,也是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最惨的情形是太平军要将江南的财富搜刮而去,将江南的男丁通通抓去做搬运夫,在他们耳朵上打一个洞,穿根绳子,一串十几二十人,背着东西走。我有一个祖辈,他眼看自己的亲人被串走,自己心狠,扯断了耳朵,逃到水里,那一批出去五个叔伯兄弟,只剩他一个。那时候男丁损失极大,女子上吊投井。东南处处有啼痕,此话不假。
  无锡从宋朝开始富足,不是靠农田,是靠外贸,丝绸瓷器都是从这一带出口,跟东南亚以及西方贸易。宋朝以后,丝绸之路从海上运到达今天的波斯湾,上岸后就到欧洲或*。江南致富的一个原因是靠生产丝绸。
  中国的士绅通常是农村起家,住在城里,从明朝起就是如此。乡下一个老家,城里一个家,所以他们是城居与乡居双重性的,变成政治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连接点。他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成员,也是官员的候补人,也可以经过亲戚故旧的网络,将政治的消息传播出来。
  在现代西方,中产阶层上升,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1930年以后,从美国开始,接着欧洲,高税使得托拉斯不集中,上面的财富分散,中层企业的人员变成中产阶层,经济愈发达,中产阶层愈大,所以才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不算稳定,比较稳定的是金字塔结构。中间这一批是中坚分子,下面是劳苦的大众,没有知识,没有力量,要靠中间的领导,这批人是上面与下面的联系点,也是上面意图的缓冲点,支持上面,领导下面,也依靠下面,抗衡上面。中间的阶层不会造反,造反的是底层和边缘人,洪秀全就是边缘人。曾国藩就不会造反,因为他是权力阶层的一分子。不单中国有金字塔结构,任何现代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
  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不一样,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是在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都市化只是城市历史,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主,也不完全是地主,财产可能是少部分农产,农田支持着城里过日子,或者是城里有工厂,有商店,有资产,收入不是薪水。无产阶级则是靠工资过日子。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在明代以前跟士大夫是分开的,明代以后跟士大夫合流。
  江南士绅阶层的顶尖是士大夫,但通常也维持不了三代。江南的士大夫,一般是州县官的家庭就算不错了。我们迁到无锡,第一代的祖宗是安徽布政司,最后奉派担任湖南巡抚,可是圣旨到时他已经死了两天。那时淮北水灾,他七十二岁了,日夜辛劳救灾,累死在任上。他在无锡之后的三代都是道府州县官,在无锡算是不错的一家了,但财产不多。江南一个州县官的背景可以维持两代的话,在地方上算不错了。如果自己没有做官职,前两三代有官职,或是家室结婚谊,门当户对,耕读传家。有些人在乡下种田,但一定都读书,族里一定有学校,家里一定有私塾。私塾不一定只收自己家的子弟、亲戚的子弟,邻居的子弟,都可以招收,这种私塾的老师都不在举人以下。
  在无锡,亲戚朋友之间有小型的文会,谈谈说说,喝喝酒。太湖边的鼋头渚、万顷堂就是地方文会之处。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聚会一次,随便谈说,讨论时事,会写诗的比比诗,哪篇文章好的在那儿念念,谁家里有字画的拿来欣赏欣赏,有诗人、画家、文人朋友,带去和大家见个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辅仁中学(2)
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茶馆,是士绅喝茶的地方。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县长每天要到那里喝茶。外间是一般的士绅,人不定,有的来,有的不来,三五十人。外面大间坐的是商店、银行的一般人,要有所请托,到这儿来。这里是权力机构,消息在这里传播,决策在这里决定。里面的十来个人听外间的三五十人传来民间想法,告诉县长,该怎么办,这是不正式的议会。每人吃碗面,洗热水脸,喝茶,到上午11点回家。
  我们地方上有个善堂,是救济院,有托婴堂,这都是士绅的钱办的。托婴堂门旁边有个洞,洞里边有摇篮。父母在墙外面掀开盖子,把娃娃摆进去,里面垫着草,铺好被单,一拉铃,从里面掀开盖子,抱走娃娃。里面不看是谁摆的娃娃,不能问父母,通常是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孩子,也有一些是私生子。孩子大了,在堂里上学,之后看性情能力,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或培养他们上学校,女孩子做女工,或者由媒人说合嫁出去。
  红卍字会是地方上的宗教性慈善团体,全国都有。我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副会长,她们要捐钱、捐衣服、捐粮食、接济当地的孤寡穷困,冬天给寒衣,新年给粮食,夏天施药。我祖母带红卍字会的人在家里聚会,我都看见过。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母住在上海、厦门,我住在无锡,就要遵照惯例,按时送礼。我们家有老佣人,他会记得清清楚楚,谁家亲戚婚丧喜庆,他就提醒我要送礼了。更亲近的人家我要亲自上门。老佣人不记得的话,城里有个人会记得,这个人知道全城的社会关系,他是专业的,有个本子,负责联系菜馆、乐手、搭棚子的、租家具的、煮茶的。这个人就是社交行的头头,哪家人做婚丧喜庆,他会替人家包这个业务,同时负责告诉谁是你家的亲戚,什么关系,会负责帮你通知,人家会送礼。士绅阶层靠这样子的网络维持,不只是考科名、任官职而已。
  无锡的士绅,在明清以后,会有一个儿子读书上进,其他的儿子如果不喜欢读书,便做生意,宦与商分不开。我们家在太平天国后死了一大堆人,二十六个男丁剩下五个:两个大人,三个大小孩。我的曾祖父等人要过日子,就不能靠读书,我有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做了仓厅的提调,地主农夫收了粮,卖给仓厅,钱存在仓厅,需要钱时问仓厅拿钱,像银行一样,等于存粮取钱。其他钱放出去做资本,收利息,这是商业行为。我祖父做了幕府,我父亲是为政府服务,我二叔在银行工作。但是我父亲薪水较高,跟我二叔联合起来投资,创办了一家绸缎店,在无锡由我祖母的内侄经营。我二叔自己又和几个亲戚合开了一家电影院,官商并不分开,不止我们一家,无锡家家如此。
  钱锺书的伯伯和爸爸是双胞胎,他的爸爸是文学家、学者,他的伯伯是商会会长。钱锺书是他伯伯教大的,不由他爸爸教。他伯伯没做过官,但学问底子很好,一辈子在各种行业里投资,股份也不大。他这个无锡商会会长等于士绅的领袖,他也是江南总商会的会长。这对弟兄,两个职业,在别处想象不到一起,但在无锡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现象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很简单,就是资源的控制,控制人的资源,控制财产的资源,婚丧喜庆,亲戚世家,构成网络。婚姻是一个长期的网络,婚丧喜庆的交往,是时时刻刻提醒网络的存在。到了1940年代末,无锡的社会网络变化不大,因为这个阶层根深蒂固,而且枝丫拉得非常宽。

第二章  辅仁中学(3)
东林遗风
  在明朝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看不起中央政府,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
  东林书院的旧址里有一块不太大的地方,两幢房子,一边是高中,一边是初中,今天都归到东林书院里面去了。无锡政府按照东林书院的原图修复,恢复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吧,花了点心思,考查各处明清的建筑材料,门、石头、牌坊都是各处拆了房子搬过去的。我们家的宅子被征收,拆了,一对抱鼓石就放在东林书院门口。
  抗战胜利之后,江南一带的教育很现代化,都是好的学校,好的学生。从宋朝起,东南就富庶,教育程度就高,明朝时江南地区没有文盲。江南的教育很特别,除了苏州是文人聚居以外,别处不太走科举制度,都做实学,尤其是无锡、常州,王阳明门下的子弟有“实学派”。苏州是文艺中心,写诗、小品文、散文,文人很多。无锡的风气却是经世致用为主。西潮东来,上海有了江南制造局,讲求新学,打开许多新的窗口。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发行的刊物,也传播到周围。无锡首当其冲,风气大开。
  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这四个人不是教会的人。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江南的士大夫跟别处不一样,我祖父会演算代数,即中国的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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