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谈话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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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华中一带宗亲组织不是很强，每一个地方，大概有一户强大而有势力的人家。这一带从湖北、湖南到四川、陕西，袍哥的组织很强，地方的自卫队力量也很强，像河南的红枪会，湖北北部也叫红枪会。所以我对传统社会相当清楚，因为亲眼看见过。而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
救亡与启蒙
在那个时代，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日本加紧脚步欺负我们的时候，救亡占第一位，国将不国，不能谈别的，所以抗战时大家愿意接受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抵抗敌人，一切都放后。那时候左倾的年轻人往延安跑，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在我同时代、比我稍大的人，死心塌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为什么？为了“中国”这两个字，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
当时一切以救亡为主，日本飞机“轰轰轰”天天在头上。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像野兽一样，我们恨他气他看不起他，但不忍心责备他，他困兽犹斗，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一些卑鄙的人，发国难财，我们恨他，但他也是出自野兽的本能。许多人把国家放在前面，其实，也是兽群合作抵抗的心态。
八年抗战，除了第一年半吃饱饭以外，后来就吃不饱饭了。四川一省要负责全国军民的食用，因为其他省份生长不够。我们配给是一个月二十七斤，得剔除小石子。每天早晨母亲做活，教我拣清楚米，我能拣出八成就不错了，另外两成是不能吃的东西，不是生产过程故意的，是国家不够用，掺了杂。蒋介石枪毙无数粮官，每两年枪毙两个，像曹操，借人头，没办法。每个人都吃不饱，野菜、玉米秆、番薯，都是粮食。现在流行有机食物，番薯还是很有营养的。
第一章 抗战岁月（4）
当时的学校，老师黑板上写，学生底下抄，刻钢板油印讲义，没有蜡烛，没有电灯，只用小油灯看书。铅笔要用到极短，后面拿竹竿插铅笔头。如果没有铅笔，拿一块木头、竹子，削得尖尖的，烧一烧。写字都用灰灰黄黄的再生纸，最好的纸是竹皮纸，舍不得用。街上每天印的报纸是黑色、灰黄色的纸头，看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油墨不是现代油墨，而是桐油加炭。我们这辈人眼睛都坏，鼻子不通。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闲心去做什么启蒙？
整个时代的风气完全是为了生存。在沦陷区里，战争很快就过去了，资源还在，租界里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所以纸醉金迷。张爱玲的小说还敢存在，她的书里看不见救亡。
惨烈的胜利
战前至少十年时间，百姓只想救亡，来不及启蒙，中国是在和亡国的时间赛跑。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打来，每年有几个事件，日本人搞点小花样。蒋介石部队在江西打了胜仗，日本人就搞出是非，部队赶快调到北边去，让江西喘口气。不止长征以前，八年抗战，亦复如此。
中国还要付外债，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都有大量赔款，这赔款是向银行借的，不因国体改变就不用还债。我父亲收的关余，十块钱的关税，关余只有八毛，九块二毛由洋税务司收后汇到伦敦去，零头才是中国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极盛时代能够掌握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他要和北方军阀打，必须借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红军走，四川军阀给红军枪粮，一路放行。这一路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没有打几场硬仗。
等到蒋介石进了四川，四川军阀有可佩之处。台儿庄战役时，四川军队徒步赶到台儿庄去堵敌人，一个军堵上了缺口，全员殉国，这就是经过我们沙市家门口，我母亲领许多老百姓给他们煮开水喝的部队。这些人没一个回得了家乡，所以我心里常常流泪的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凯旋、没有还乡的胜利。
电影《乱世佳人》的伤兵一幕，仿佛我亲眼所见。伤兵在我们村子广场上，第二天死掉一半，第三天又死掉一半的一半，没有药，医生忙不过来，高粱酒喷上去，叫伤兵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鬼哭神号。每次我看这部电影就心里难过。
抗战八年，我们得感激四川人，四川人空出房子给我们住，四川人送孩子上前线，力保全国。
每年日本人两次侵犯湖南、湖北的产粮区，搅乱农耕；也在河北扫荡，“三光”破坏农村。日军是坦克大炮，我们是步兵，两三个人一杆枪，子弹只有身上背的两条带子，只能拼刺刀杀敌。八年里，国军将官死了约一百八十人，士兵死了三百万到五百万。
广西部队在安徽、湖北守卫前线，这是后方正门第五战区，是我父亲所在的战区。我父亲的工作是负责这一地区的经济。为了接济部队粮食，仿造驿站的办法，一路递送，人夫不离本地，由下一站接运，如此把粮食、给养运到桂军的门口。这种方式，人夫不会被军队扣留当兵。同时，蚌埠是敌人与我们的交界处，畸形繁荣。李品仙的部队，包庇走私。我父亲抓走私。他们是正规军，我父亲是缉私队，他们把缉私队缴了械，还说我父亲贻误军机，把他押到重庆。湖北、河南在重庆的人士联名请愿：“许某人是好官，救了我们多少次。”后来，军法审我父亲无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抗战岁月（5）
当时，沦陷区过日子比较安稳，也能吃饱饭，但是心里委屈。因为走过城门口，要给日本人鞠躬，要搜身，日本人要摸小姑娘脸蛋，受了侮辱，也不敢说话。胜利后我回到无锡，亲友们还哭诉亡国奴的痛苦。
我的岳父孙文光故乡在威海卫的乡下，孙家疃，疃就是“海边的田”的意思。孙家疃是一个小村庄，都是渔人，因为日本人侮辱了村里女孩，他们十几个青年组织游击队，在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他是一个富农，衣食无忧，在他们自己村子里组织游击队。这些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向国民党残余的部队靠拢，要么被共产党的部队收编。
以我岳父的这种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理解多少人受屈辱。那时候大家都往租界逃，租界里面不受屈辱。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租界里就是晚受点屈辱而已。所以要拿当时的时空来想，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
最苦是百姓
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古今差别是金兵没有占临安，而日本人占了南京。第二个差别，日本的军队是现代军队，金人的军队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挥不了四大将。四大将都是军阀，军队都不是国家给的，都是自己招来的。岳飞以宗泽手下一个小的部队，打其他地方武力。每一次平伏地方武力，他拣精锐编入自己的军队，拿地方武力收罗来的财富做军用，他是靠这个壮大。因为他有富足的军饷，军队是精选出来的，所以岳家军军良饷足，政府指挥不了他。
第一章 抗战岁月（6）
回到抗战来讲，冯玉祥、宋哲元、张自忠都尽了力。傅作义最后跟共产党在北平签了合约，但是在抗战期间，傅作义的军队孤身苦守在陕北和内蒙古，他挡住了日本人，保护了陕北；张自忠自杀殉国；冯玉祥的军队打得不赖；也有赖的，像孙殿英等人，投降日本，做了皇协军。李宗仁的军队守了大门口八年；阎锡山的部队不出山西，守住了山西，阎锡山跟日本人半打半和，跟共产党半打半和，却不许国军进山西界。还有国共之间的矛盾，彼此不能齐心打日本。中国的军事力量，其实非常薄弱。
珍珠港事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巨大。因为单单中国在打的话，要拖得无限长，日本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战场熬。美军一参战，日本的势力在太平洋上就消耗光了。日本以为珍珠港毁掉以后，美国海军力量被消灭，事实上，美国没有那么差。日本人的计算，往往是计算小的清楚，计算大的糊涂。
日本人没有想到在中国要打八年，以为三个月就打完，这是自大的问题。日本人做中国的调查工作非常细密，许多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我们后来看了他们出版的资料，调查详细极了，一个小镇有什么资源、交通情形、桥梁、住宅，清清楚楚。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的民族气氛算错了。日本一直在各个军阀、国民党之间想办法离间，拉拢。可是中国人的民气，撑了一口气不投降，却是日本人没看到的。
日本军队住在沦陷区，军人想孩子了，看见中国娃娃，拿糖给他吃，照个相，说“日支亲善”。那个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这是个别问题，一到战场上就不一样了。
日本国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