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谈话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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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长新闻
我在赴台湾之前，曾向许先生请教过好几回。有一次，许先生说：“你可以先去找找几个报人，会大有帮助。台湾有两个政论家，一个是张作锦，一个是南方朔。张作锦和我交谊很深，他的文章不仅文笔好，而且找的题材也好，切入角度更好，能直接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角度切进去。南方朔相当渊博，书读得不少。高希均是事业家，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办杂志相当能干，文章则在经济方面。”
我到了台北的第二天中午，便由张作锦先生引见，和高希均先生共进午餐。和两位先生一席话，使我对台湾文化界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几天后，我坐在南方朔先生家里，听他针砭时事，评点人物。南方朔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他的书真正的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个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需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南方朔也痛骂现在台湾和大陆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我现在读国外的书，多数是教授写的书，美国出版界有个情况是中国人不了解的，美国每年出书大概五万种，里面有百分之十五是教授写的书，了不起。”
在听到这些话时，我更加明白许先生推荐我去访问他们的缘故。
许先生人生中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报章杂志写文章。在1970年代，他有五六年花了大力气写时论文章。他回忆：“为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两边都找我？因为我写文章不辣，让人抓不着毛病，但是我的要点是开放，是自由。我的文章出来不会得罪人，国民党看了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来了，我等于是半个记者。尤其在台湾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花了很大力气参与改革开放的舆论鼓吹工作。两大报做主体，我、杨国枢、胡佛等人，整个队伍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大概我是其中写得最多的人之一。张作锦他们碰到哪个课题，第一个让我冲关，但是，这篇文章后面跟着其他几篇文章，一波又一波地推动*开放。这用余纪忠先生的话叫‘顶天花板’，天花板在那里，要找个人顶开天花板。我的文章写得委婉、温和，是《大公报》的调子。《大公报》的文章写得温和，不激烈化。所以，余纪忠先生常常派我去做‘顶天花板’的工作，若干文章用社论的名义发，不是用我的名字发的，我都没收进书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4）
许先生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江水系列”丛书，书名都带一个“江”字：《倚杖听江声》、《江渚候潮汐》、《江心现明月》、《江口望海潮》。许先生说：“我写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可以分成几类：政论、社论、时论、文论。书名都是‘江’字，和《万古江河》呼应，中国文化中的潮流，一步步走，最后走到江口来了。”
我说：“您的‘江水系列’中，很多文章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读后感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记录了您当时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想法。”许先生说：“对，是时代的反映。书里有些时论，今天看来没意思，但摆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台湾近代发展的线索来。如果你将那些时论按照年代排下来，看得更清楚。单从序文里，就看得出思想改变的路程。这工作，参加过的人很多，我没有全时间地留在这个圈子里面。余外，我还是照写我的专业文章，不会把自己溶淡掉。”
我说：“您的文集里有那么多种文类，这在纯然学者里面并不多见。”许先生说：“我兴趣广泛。到了后来，我不甘于只是做学术性的工作，我愿意让多种兴趣自由发展。但是，我最大的精力还是放在学术工作上。可是在为台湾的*开放的工作上，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
我颇感兴趣：“在美国，大学者为《纽约时报》等报刊写文章的例子多吗？”许先生有些黯然：“很少。克鲁格曼是经济学家，他为《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余外，大学者当然没有怎么在报纸上写东西。在美国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非常淡薄了。”我问：“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情况？”许先生说：“工作专业化的缘故。中国也老早这样子了。台湾非常可怜，等到蓝绿对决以后，两极化，没有人有中间立场。任何人只要有中间立场，总有一边的人会骂他。”
我不无伤感地说：“很多学者并不耐烦做学术普及工作，他们只看重自己的名山事业，不愿意写对大众有启发性的小文章。我特别期望学者有兴趣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以浅白易懂的文字写出来。这种小文章对普及学术思想与推动社会进步大有好处。”许先生说：“这就是中国儒家基本的使命感。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还有一本《史海巡航》，那是我应中学老师要求而写的。阳春白雪也应当能教育年轻学者，或者让同行分享，刺激同行。我现在越来越把精力放在教育年轻学者上。”
许先生说：“对历史，我不仅拿它当史料看，也将古人当作我的朋友，至少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他的“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的妙句则常在我脑海里飘过。细读他数十年来的时论文章，我偶发奇想：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机缘巧合之下，也许他会是一个难得的报人。
在写报人余纪忠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一文中，许先生说：“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任公与张季鸾二位前辈的文章，均独步当时，而余先生挟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素养，巨笔如椽，也不让二公专美于前。在余先生的熏陶下，《中国时报》环境中，不少中青年的新闻从业人员，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写文章的能力，也学到了经营事业的本事。今日台湾新闻界中，出身《中国时报》的人才特多，其中不少卓越之士，已是独当一面的领袖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 引（5）
许先生近来每隔一段时间到南京，最重要的缘故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余纪忠先生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先生任董事。余纪忠先生去世后，许先生依然不负老朋友嘱托。
2009年6月8日，王汎森先生邀我共赴台湾“中央大学”的“余纪忠讲座”，聆听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演讲《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拜访了余纪忠先生的女儿余范英。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探讨台湾报界现状，颇似诸葛亮《后出师表》所提的人才凋零与资源损耗，又感慨一代报业巨子余纪忠开创的《中国时报》易主旺旺集团，可谓世事无常。
乡关何处
背井离乡，难忘乡愁。一首《乡愁》几乎成了余光中的名片。隔海峡相望，其情眷眷如是，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华人情怀，就更能理解了。我读钱存训先生的*《留美杂忆》，觉得这一段颇堪回味：“我们一家在1959年加入美国国籍，因为过去承认‘双重国籍’，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一直到最近在国内某些刊物发表论文，发现在我的姓名前加注‘美国’字样，才知道中国政府因为某些原因，已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在国外的华人不管是否加入外国国籍，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看你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却认为你是外国人，觉得十分可笑。”
钱存训先生一家加入美国国籍时，许先生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许先生为《留美杂忆》写的序里说：“我曾在钱先生与钱师母的庇荫下，度过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五年。自从1957年至今，我认识二老已有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亲炙身教的后辈，所见、所闻、所感受，能够十分体会到钱先生和师母爱人如己的德行。”而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许先生说：“以色列人在美国，很多人跟我一样‘双重国籍’。很多以色列的子弟拿以色列护照，也拿美国护照。我拿美国护照和‘台湾护照’。”
有一次，我问许先生：“中国留学生当年留在美国不能回中国了，为什么很多人的乡愁那么浓烈？”许先生说：“文化问题。在外面是弱者，或者说孤立，就怀念在家乡如鱼得水的状态，而在外面孤立无助。很多老一辈的留学生，在系里永远打不进去，永远交不到真朋友。我在学校上课，还有老太太们来听课，跑来问我：‘你是开洗衣店出身，还是开餐馆出身？’因此，你理解杨庆堃、杨振宁的感觉吗？我常常跟英时说：比我们早十年的人，替我们扛下了许多过去的艰困，替我们打了天地。早我们十岁的有几个做成教授？学历史的都不教历史，学历史教中文。杨庆堃先生那么能干的教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说：‘我们欢迎你来，你一定以哥伦比亚为荣。’杨庆堃不干了，他说：‘我要哥伦比亚大学以我为荣！’他在岭南大学时已经是系主任了，有美国正经八百的学位。这些使他们受到刺激，跟自己说：‘我们黄人受欺负，必须自己国家强起来，我们才不受欺负。’所以，我屡次跟你讲，你要把你摆到他的时空里去想。”
我喜欢杂读*。黄仁宇先生今天在大陆读者如云，可是我读他的*《黄河青山》，几次忍不住要掉眼泪，没想到他在美国竟如此不得意，难怪王汎森先生告诉我：《黄河青山》就是一本《华工血泪史》！许先生说：“黄仁宇的文章写得不错，他太太帮他忙的。他讲课不行，口音太重，湖南话。他是很可惜的，原来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比我们岁数都大，可他是余英时的学生。所以，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思乡？他寂寞！为什么爱国？他委屈！”。 最好的txt下载网
小 引（6）
回望在1970年代，杨振宁和何炳棣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的一些言论，我深感困惑。许先生说：“杨振宁我能解释，何炳棣我也能解释。杨振宁是年纪小就离开故乡，后来的所见所闻影响他。他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数学不能成为人性的学问，那是专门的知识，没办法转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国作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国来了，知道被欺骗。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杨先生是很单纯的爱国主义。何炳棣有一种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到九十岁了还不能免除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贡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师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后来发现北京和台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转弯了，开始回南港来了。他对隔一代的人很宽厚，特别是威胁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