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谈话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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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曼丽在山东出生，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角战争，我岳父孙文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打内战，共产党占领了威海，他在青岛就跟着国军撤出去。曼丽跟她的妈妈、哥哥、弟弟都留在家乡，一直等到1952年才从威海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车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卫人，帮助她们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从香港到台湾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们逃走后就被害死了。
　　曼丽在高雄读女中时和孙康宜是同学。后来，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教过她上古史的课，当时班里有三十来个人，也没有特别跟她来往，但是我晓得她是班上很能干的学生，她不是死读书的人，读书很宽，对文学的兴趣大于历史。毕业之后，曼丽教过一年书，又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工作两年。
　　我伤残，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荡荡地在大学照样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必定过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够，有的是对方家长不通过。我跟曼丽谈恋爱以前，至少有两次相当深入的恋爱，不太深的交往也有两三回，每回都是无果而终。我心里并不在乎，但还是有疙瘩。曼丽是我学生，但我不让自己逾越师生关系。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画了一条界限。她当时已经订了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她跟未婚夫发生了问题，才发现彼此其实并不了解。她写信问我怎么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请教老师，这是常事。这么一谈，忽然发现我跟她之间，凡事都谈得拢，从哈佛回去，我们就来往了。她的父亲反对，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好手好脚的人要撞了车怎么办？”她很坚定，性格开朗，是醇厚高洁的人，所以她能突破这些困难。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伤残本身竟是预设的过滤网；如果没有伤残，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我的性格了解我。我这个伤残的过滤，让她选了我的性格和内心，她跟她父亲讲：“再苦，我愿意。”
　　1969年2月9日，我们结婚。
　　我们儿子只有八个月大就到美国来了。我太太对我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不会开车，她开车送我，她一个人独担我所有的事务，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她带孩子、扫雪、剪草，一切都包下来，她无怨言。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
　　

小　　引（1）
许倬云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那一年，我正对新闻充满怀疑，对历史常感困惑。一见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许先生问道，既没有究天人之际的雄心，也没有通古今之变的壮志，而是如沐春风地听一家之言。
　　许先生自认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阵子的“聆听者”。在许先生的慧眼里，看见烽火连天，看见生离死别，看见牛鬼蛇神，看见英雄豪杰，看见左右摇摆，看见*自由，看见明枪暗箭，看见妒忌仇恨，看见同情宽容，看见悲天悯人。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相荡，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许先生的书名喜欢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万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如椽健笔下，成了历史长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运地乘搭了一小段轻舟，听许先生指点江山，笑谈风云。
　　下篇　江上闲思
　　变是不变的常态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半天畅谈好像一场思想盛宴。
　　别后数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访问历史》时，许先生的访问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里，我写了一段文字，便是许先生给我思想震撼的结晶：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就在那时，我酝酿已久的美国之行日见成熟，访问名单的斟酌遴选，许先生出力最多。2007年秋天，我如愿以偿飞往美国东部，访问了十五位文化界前辈，其中余英时、张灏、张充和、孙康宜、马大任、李华伟诸位与许先生渊源颇深。余英时先生和许先生为同年好友，赴美之前，我写给余先生的信第一句便提到许先生的引见，到普林斯顿访问余先生，果然一见投机，畅谈了五天三夜。其间恰巧许先生从台湾打电话给余先生，事后余先生告诉我，他在电话里还提到和许先生介绍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张灏先生是许先生几十年的老友，在访谈中，我发现一位是安徽滁州人，一位是江苏无锡人，却都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后来分别向他们提起，都说是奇妙的巧合。许先生早在留学芝加哥大学期间，便通过钱存训先生认识了张充和女士，许先生夫妇喜欢昆曲，欣赏书法，对充和女士的造诣景仰不已，彼此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心灵却遥遥相通。孙康宜教授是许太太孙曼丽的中学同学，也是充和女士在耶鲁的挚友。孙教授从中玉成，充和女士欣然题写“许倬云谈话录”。马大任、李华伟二位先生，则是许先生热情介绍我去访问的，使我对美国的图书馆了解更深，两度进入国会图书馆，受益匪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2）
2009年夏天，我的台湾之行十分顺利，同样得许先生教益良多。我访问的前辈中，李亦园先生和许先生从大学时代就是学术上相切磋、生活上相扶持的挚友，许先生上台阶时，总是由李先生帮一把，一直到结婚后才由许太太接替。李先生说：“不过许先生刚结婚不久，我与曼丽有时候还要抢这个差事！”余光中先生是许先生的老友，大学时代便有诗文唱和。白先勇先生醉心昆曲，一谈起许先生，顿时肃然起敬。黄进兴先生曾是许先生的学生，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许先生为“长老”，陈永发先生则是许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的访问人。重寻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旧迹，我仿佛更清楚地看见许先生走过的脚印。
　　这几年来，我常常在想，在南京的那年深秋，许先生和我谈话本属偶然，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前后三次专程到南京访问许先生，时间更为从容，题目更为开放，世间变幻，人生无常，仿佛就在谈话中。
　　风声雨声读书声
　　2008年初，我退职家居，读书写作。上半年自己给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到南京访问许先生。长谈之后，我拜别许先生，开始漫长的江南之旅。2008年6月9日，无锡烟雨，我在东林书院旧址盘桓了一个下午，眼前景与心中景相融，顾宪成的对联更觉亲切：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许先生当年读的辅仁中学与东林书院颇有渊源，校址旁边便是东林书院。许先生回顾“祖德宗风”时云：“锡邑科名，不如苏常之盛，苏常为省会府治，读书人好举子业，于制艺一道，夙有传统，无锡风气则不然；明代东林书院，以性命为本，经世为用，是以学者多喜于理学心学，不少学者投入更为实用的科目，尤其医学与数学，在锡邑先贤之中，颇多健者。”
　　东林旧迹至今犹在，然而我游览无锡，不免有物非人亦非之感。我手执一张现在的无锡地图，再也找不到许先生的故居所在。许先生也不无感慨：“至于原在东河头巷祖宅，原审定为文化古迹，应予保护，竟于1996年被拆，改建为崇宁路无锡市检察院大楼。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闲谈家乡时，许先生说：“无锡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锺书是后来才出名。钱锺书博闻强记，没有思想出来。”恰巧在游览东林书院后，第二天风雨交加，我在钱锺书故居待了一个下午，竟不见别的访客。
　　许先生回忆钱穆先生：“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素书楼请安讨教。我们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由我翻译他的演讲，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家乡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钱穆先生一百岁诞辰时，许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双周会演讲中说：“我读钱先生在新亚的演讲时，就想起钱先生跟我在素书楼的谈话，他在演讲中，与我多次在素书楼听到的教训，没有分别。孔子的儿子叫孔鲤，人家问鲤，你父亲有没有教过你一点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鲤说没有。我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更不是他的儿子，他爱护我，当作同乡的后辈，我从他书斋中零零碎碎地听到的话，跟他在新亚演讲中说的话一样。可以见到他尽量将自己的想法，在个人对话中交代出来，在大庭广众的谈话中也交代出来。他总是将心放开，这也是他理想知识分子的模样。”　。　想看书来

小　　引（3）
2009年5月17日，我伫立在台北素书楼门口，不免浮想联翩。罗忼烈先生告诉我：台湾政局变幻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何故，不能说话了。后来陈水扁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金耀基先生在1990年9月14日深夜写的《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中则说：“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与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倬云兄去年在见钱先生后跟我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诚然，宾老不死，只是隐入历史。”
　　历史是长新闻
　　我在赴台湾之前，曾向许先生请教过好几回。有一次，许先生说：“你可以先去找找几个报人，会大有帮助。台湾有两个政论家，一个是张作锦，一个是南方朔。张作锦和我交谊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