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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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之死…虎狼丛中的堂吉诃德】………
【死亡】
万历十五年，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
海瑞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现在副部级。关于这位大明副部级领导死后的情形，史书上有相当生动的记载。据说当时佥御史王用汲到海瑞家探视，看见他房里的帷帐都是葛藤皮做的，而且都已经很破了。海瑞身上的衣服也很不像样，寒酸得连穷书生都不大会穿。海瑞没有儿子，王用汲就承担起丧葬事宜。他翻检海瑞储蓄，只找到了十来两银子。王用汲当时就掉了眼泪，在同僚里凑份子给海瑞下葬。
有人见了这个场面，写诗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还有一位叫朱海楼的御史，当年受过海瑞的整治，恨海瑞恨得入骨。海瑞死后朱海楼到了他家里一看，怅然地说了句话：“回吾怨恨之心也。”①
这真是一个清官，而且是整个大明朝最有名的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低。比如海瑞当县令时，月薪只有七八石大米，而且还不能全额发放。即便全额发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千出头。别的县令有灰色收入，不指着工资过日子。海瑞什么灰色收入都不要，就结结实实拿这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海瑞还曾经辞过职，赋闲在家。这段时间连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也断了，他就靠给人写墓志铭、赠序之类的文章苟延残喘。
不光自己不要灰色收入，海瑞要求下属也不要。他当淳安县令的时候，就把下属的各种津贴都取消了，同时严禁收取陋规。一下子淳安县的公务员生计都成了问题。海瑞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的收入可能确实不够吃。这个我理解。好在平时衙门里事情也不多，大家可以找时间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贴补家用。”海瑞自己以身作则，在家属院旁边弄了块菜地，没事了就去种菜。
光靠工资和稿费，再加上几捆菜，海瑞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他第一次进京汇报工作的时候，连身能穿得出去的官服都没有。他的朋友批评说，不管怎么穷，也不能这个样子见人嘛。海瑞这才一咬牙买了块黄布，做了套官服。海瑞母亲过生日，作为一名孝子，海瑞悍然买了两斤肉。第二天，浙江总督胡宗宪就逢人便讲：“昨天海县令母亲过生日，他买了两斤肉！”
这样一个大清官，自然得到了群众的爱戴。据《明史》记载，海瑞出葬的时候，南京市民罢市，穿着白衣白帽的人挤满了江边。流着眼泪祭奠他的人“百里不绝”。此外，朝廷也很给面子，赠了他太子保的荣誉，还送了一个“忠介”的谥号。
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备极哀荣的清官，却是在孤独中满怀怨恨地死去。海瑞死的那一年是72岁。
在死前的一年，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有点类似于他的“尸谏”，写的毫无顾忌。海瑞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变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大臣们说什么朝廷对士大夫要以礼相待。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这位大明朝头号清官提出了凶狠建议：恢复洪武帝朱元璋的规矩，枉法八十贯的一律绞死，贪官污吏剥皮囊草！②
这份恶狠狠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几十年的怨恨——对官僚集团的怨恨，而他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
【虎狼】
海瑞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要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大人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缴上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干脆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89张，其他衙门的应票220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今兵马司官也小，也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迎合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赃私的积年！”③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开白条？
海瑞接着在告示里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也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这句话，几百年后听来仍旧让人凛然。
虎狼。这就是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十几年前他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也曾这么说过：“我担任应天巡抚才几个月，收到的‘乡官夺产’的诉讼竟有几万件。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虎狼，百姓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肥肉。”
而他也有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
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祖制如此完美，而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海瑞所到之处，总是把祖制挂在嘴上，要求大家一丝不苟的执行。他在南京当官时，有位御史在家里叫堂会，请了一群戏子演戏。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后，居然要当众杖责这位御史。官员们大惊失色，苦苦恳求。但是海瑞不为所动，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就是如此。
此时距明朝开国已经两百多年，而海瑞简直像一个从洪武年代过来的穿越者。祖制在明朝享有宪法一样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挂在嘴上，就等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别人没法还嘴，但却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场上的人缘是相当差的。一位叫黄锦的太监就对皇帝说过：“这个人脾气极端乖戾，朝臣没有不讨厌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说话。”
当然由于海瑞的道德人格，他也拥有一些仰慕者。但就连这些仰慕者大多也认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志》里说：海瑞品格高尚，确实无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权，“吾不知其竟何如也”。④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夸海瑞“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然而话锋一转，又说海瑞执政，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⑤
王弘和何良俊没读过塞万提斯，否则他们能用更简洁的一句话形容海瑞：堂吉诃德。
【祖制】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的祖制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了高利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就拒绝考虑。
但这些技术困难并非根本问题。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
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
在理论上，官员是为朝廷和人民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人民，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祖制也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个别官员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海瑞就是一个。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人民。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官员和人民的利益并不一定吻合。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官员也许会得到一点好处。但这点好处虚无缥缈，哪里有贪污受贿来得快，来得多？如果贪污受贿没人管，那你海瑞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不贪污，不受贿？
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皇帝来管。既然全体老百姓都是皇上的，生杀予夺都由着皇上，那我们老百姓和皇上总是利益吻合的吧？他们偷我们的，不就等于偷皇上的么？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屈辱的解决方案。但光是屈辱也就罢了，问题是它往往并不顶用。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海瑞骂皇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再赘述。海瑞之所以对嘉靖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皇帝寄望过高。在那份著名的《治安疏》里，他充满信心地说：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不过在陛下一振作间尔。
海瑞实在高估了嘉靖的力量。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能操纵它。但随着时间推移，官僚集团独立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腐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已牢不可破。
独裁演变为寡头。一旦寡头控制这个社会，却不拥有这个社会，也不必为其后果承担责任，它一定会腐化堕落、寡廉鲜耻。因为它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吻合。社会这个蛋糕做大，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没有多切一块蛋糕来得实在，那它一定会选择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嘉靖即便“一振作”，拍案而起直奔朝堂而去，他又有什么能力去扭转颓势？他可以杀几个官员，但大明朝地大物博，官员众多，如何杀得绝？杀绝了政府如何运转？再说，官员们可以联手欺骗皇上，被推出去杀头的倒可能是称职的清官。顾炎武就悲观地说过：“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⑥即便尧舜复活也无可奈何，何况一个生长于深宫的皇帝。
这是大一统王朝的死结。
对这个死结，海瑞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但也有人提出过其他方案，比如上面说到的顾炎武。他认为现在的政治太坏了，应该学习一下春秋前的分封制。顾炎武悍然主张县令世袭。⑦这个说法听上去骇人听闻，但也不是胡思乱想。顾炎武有他自己的逻辑：既然皇帝指望不上，既然官员们会糟蹋百姓，那不如索性让他们世袭。狼会吃羊，老虎大王又看不过来，那就不如把羊分配给狼，这样狼会斟酌着吃，不会涸泽而渔。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方案。但不能不承认，顾炎武确实是站在羊的角度上考虑的。
无论海瑞，还是顾炎武，他们考虑的都是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博弈，谁都没想过让老百姓也参加这个博弈游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不现实。大明朝的几万名官吏组成一个牟利的小集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大明朝的近亿老百姓组成一个有序组织，这个组织成本就太高了。事实上，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