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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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１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紓紣矠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９月９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１０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１５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紓紤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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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3）
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紓紥矠１８９５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紓紦矠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 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８。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１９３６年东京版，页６７—７０。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４，页２８。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８１。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３，页５。
⑦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二册，１９５３年东京版，页１５３—１５６。
⑨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⑩同④。
紒紜矠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紒紝矠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紒紞矠同⑥，卷１３，页７—８。
紒紟矠同⑥，卷１３，页１４。
紒紡矠同⑥，卷１３，页１２。
紒紣矠同④，卷１５，页３９—４０。
紒紤矠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页３４、３５。
紒紥矠同紒紤矠，页３４。
紒紦矠同⑥，卷１３，页２６。
紓紛矠同⑥，卷１３，页２８。
紓紜矠同⑥，卷１３，页２５。
紓紝矠同④，卷１６，页１１、１３。
紓紞矠同⑥，卷１４，页３。卷１３，页２８。
紓紟矠同④，卷１５，页５８。
紓紡矠同④，卷１６，页２２。
紓紣矠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６—８。《容庵弟子记》卷２，页１。
紓紤矠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３７７至３７８。
紓紥矠《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
紓紦矠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督办新军（1）
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强烈的救亡吼声。广大农民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酝酿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封建统治阶层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②清廷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军务处是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日成立的，以恭亲王奕订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
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即１８９５年５月，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１８２０—１８９７），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③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藻多次接到袁世凯报告战事的信札，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６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④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袁世凯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说：“欲使中国（即清王朝）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⑤在袁身上，个人的野心和他所属阶级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袁世凯善于钻营。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招摇，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枪）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欺蒙，说“此人不滑，可任也”。⑥
同时，袁世凯还极力巴结荣禄。荣禄（１８３６—１９０３），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是西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的亲信。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１８９４年调京，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袁世凯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袁氏“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就更加看重，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从此，袁成为荣禄的门生私党。这是此后他官运亨通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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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新军（2）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⑦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袁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⑧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１２月８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⑨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