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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袁世凯传-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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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④
  袁世凯张口讲道德,闭口谈民意。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他所谓的“道德”、“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⑤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民主派于12月5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详见本章第四节)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⑥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3)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布恩德,以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15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20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桢,均许不称臣。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文官武将一向是很慷慨的,21日和23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还有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满心嫉妒、怨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被迫发表声明,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12月19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⑦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二百多万元。这就是他“轸念民生”的最好注脚。
  12月31日,他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着忙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反动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注 释:
  ①《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②同①,1915年12月13日。
  ③同②。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90至119。
  ⑤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页99、100、103、104。
  ⑥同①,1915年12月14日。
  ⑦同①,1915年12月15日。
   。。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1)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逐渐地成为历史潮流,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总趋势。以袁世凯为头子的一小撮封建专制主义者,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声势颇为煊赫,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孤立、非常虚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洪宪帝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1914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①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1916年9月1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如此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1914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1914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1915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1914年至1916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1914年7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1913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产阶级的真心支持,尤其是江浙和广东的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海外侨商,几乎都抱反对态度。据《申报》载:“沪上各报,对于此次改革国体”,大都“热骂冷讥”。⑨广肇公所(上海粤商组织)和安徽商会公开拒绝上书劝进。
  1916年初,当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时,“商民群起反对,咸主解散机关,退还储款”。同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商会纷纷通电,反对江苏货税加征二成。1916年1月4日上海和苏州商会致政事堂的电报抗议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况入秋以来,谣诼繁兴,危象叠见……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之谣。”⑩同年3月,袁世凯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遂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因商民拒绝认购,仅得七百万元;而在1914年8月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万元时,认购很快超过原额一百四十余万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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